原文译自《纽约客》：A Teacher in China Learns the Limits of Free Expression，译者火光翻译组，译文首发于2047论坛。
作者：何伟(Peter Hessler)
2022年5月9日
彼得·海斯勒（英语：Peter Hessler，1969年6月14日－），汉名何伟，生于美国匹兹堡。1992年取得普林斯顿大学英文学士学位。1996年参加和平队（Peace Corps），赴中国工作，在四川涪陵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今重庆市长江师范学院）英语系教英文。1998年移居北京，担任记者与自由撰稿人，曾为华尔街日报、波士顿环球报、纽约客撰稿。2010年移居埃及开罗并任纽约客中东记者。2019年8月迁至四川成都，并于2019年秋季起任教于四川大学匹兹堡学院。2021年6月，四川大学宣布不与彼得·海斯勒续约。
中国三部曲：2001年，出版《江城》（River Town: Two Years on the Yangtze），记述他在四川涪陵的生活。2006年，出版《甲骨文：流离时空里的新生中国》（Oracle Bones: A Journey Between China’s Past and Present）, 本书有译本但至今未能出版简体中文版。2010年 出版《寻路中国》（Country Driving: A Journey Through China from Farm to Factory, HarperCollins），描绘中国社会剧变中的浮光掠影，简体中文版于2011年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有删节。
在中国的大学里，当一个学生向上报告一个教授的政治错误时，用来描述这种行为的动词是“举报”。这种情况很少发生，但总是可能存在，因为潜在的政治错误既没有定义，又五花八门。一个学生可能会因为老师对一个敏感历史事件的评论，或者一句似乎与共产党政策相抵触的话语，而对老师进行举报。有关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灰色地带的言论尤其有风险。2019年，在重庆师范大学的课堂上，一位名叫唐云的文学教授不经意地将习近平提出的一句口号描述为“粗鄙”。学生投诉后，唐云被降职到图书馆工作。
课堂材料也可能出问题。2019年秋天，我开始在中国西南部的四川大学任教，在那里我遇到了一位来自另一个大学的法学院的老师。他制定的教学大纲中有一些敏感内容——他的课程中包括《老妈蹄花》（Disturbing the Peace），一部由艾未未制作的关于艺术家遭遇中国司法系统的纪录片。两年来，这位老师在课堂上播放这部影片，一切正常；但在另一个学期里，一些学生决定举报他。短短一周内，这位老师就被替换成了一名代课教师。但是，如果最初的举报是在社交媒体上提出的，这个过程可能会更慢，而且更难预测——我遇到的就是这样的事。
2019年12月中旬的一个晚上，我正准备离开办公室去上课，我的妻子莱斯利（Leslie）给我打了电话。一个朋友刚给她发了一条从推特上复制的信息：
美国作家和记者Peter Hessler，中文名何伟……2019年8月与家人来到中国，在四川大学教授非虚构写作。他可能已经因其行为/言论遭到了举报。
这条推文是一位在美国的中国学者所发。她在推文中附上了一张模糊的微博截图（微博是中国版的推特）。在中国，人们经常传播这样的图片，因为原始的微博帖子可能会被审查人员删除，而对截图的审查更困难。莱斯利的朋友说，我被举报的事在中国社交媒体上迅速传播。“我想在你开始上课之前提醒你。”莱斯利告诉我。
那天晚上，我正好要教授非虚构写作的课程；在其他时候，我还要教两节新生英语作文课。新生们目前正在读《动物农场》——我的系里把这本书列为必读书，而我实在想不出除此以外还有什么材料可能会引发举报。我没有足够的时间去追根究底，而是决定照常上课，希望举报我的人不是来自这个课堂。
我的办公室和教室都在四川大学江安校区的一栋新楼里，位于成都的西南郊区。从办公室走到教室只需一分钟多一点，但我沿途要经过六个监控摄像头。自从20多年前我开始在中国教书以来，这些摄像头是20年间的众多变化之一。在我教授非虚构写作的教室里，还有一个摄像头安装在我身后的墙上。当我站在讲台上时，摄像头位于我右肩上方，对准学生。
在点名的时候，我听到一些窃窃私语。这是本学期的第十四周，全班约30名学生已经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但今晚他们似乎有些不安。终于，坐在前排附近的一位女生说：“Hessler 先生，你看到这个了吗？”
她把她的手机递给我，上面已经调出了微博帖子的截图，其中有七条评论。第一条是用中文写的：
何伟在我们学院上课真是大逆不道。
我扫了一眼其他的帖子。“我知道这是从哪里来的，”我说，“它来自另一个班，与你没有关系。”
我希望改变话题，于是开始上课。学生们一直在写人物简介和专题故事，于是我请一位英文名为蒂姆（Tim）的工程专业学生朗读他的草稿。蒂姆研究了一个自称为“小气鬼联盟”的网络社区。该联盟成员力图完全依靠他们的储蓄和投资账户的利息生活，尽管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有不错的工作。他们分享省钱策略：一个人说，三毫米是刷一次牙所需的最小牙膏量；一个身价百万的人记录了他如何骑着共享单车，带着所有的行李去机场。蒂姆写道：“有一些人一直过着这种异常节俭的生活……这是他们在贫穷时养成的习惯。”
学生们的校外研究是本学期的一个亮点。我已经决定，下周我们将听一听当地一位保时捷销售员的故事，他是班里一位英文名叫安娜（Anna）的学生写作的对象。这位销售员告诉安娜，试图从他的客户身上占便宜是毫无意义的，因为当一个四川人积累了够买保时捷的钱时，肯定已经经历了很多事情。他说：“有能力购买豪车的人已经用过各种手段来赚取利润，也已经应付过各种各样的人。要欺骗他们是不可能的。”
在课间休息时，一些学生告诉我，他们讨厌举报的行为。我告诉他们不要担心，我们下周还会见面。但其实我并不确定。微博的帖子中声称我已经“西了”，这个词在中文里也可以被理解为死亡威胁。一位推特用户翻译了最后一条评论：
[何伟]仗着自己是大作家，就口无遮拦，我看他要西了（死了）。
1996年，作为和平队（Peace Corps）的志愿者，我第一次来到四川。我被派往长江边一个偏远城市涪陵的一所小型学院，在那里教英语语言和文学。我的学生出生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当时全国的人口有百分之八十以上是农村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在乡村长大，他们往往是村里第一批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当时每一百个中国年轻人中只有六个能上大学。我的学生多数害羞、安静、传统。在课堂上，当他们写下自己敬仰的公众人物时，大约三分之二的人选择了中国的政治领导人。最受欢迎的是毛泽东：
虽然他要对文化大革命负责，但我们不能否认他的成就。众所周知，金无足赤，人无完人。
我认为毛泽东是世界历史上当之无愧的伟人，恐怕只有列宁和丘吉尔能与他相比。
事实上，他们这一代人与邓小平的关系最为密切。1978年，邓小平施行了被称为改革开放的政策。从那时起，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超过八亿的中国人摆脱了贫困，城市人口成为主流。我在涪陵教过的学生，几乎所有都成了新兴的中产阶级。在过去的二十几年里，我们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有时他们会写下大学时代的挣扎，那些是我在课堂上所不知道的：
在[大学]三年里，我没有吃好也没有睡好。我记得在1996年，有半年时间，我每天只吃一顿饭。当时我是一个悲伤的人。但现在我对自己的生活很满意。
我搬回成都是为了与这些曾经的学生重新联系，但我也对下一代感到好奇。我在涪陵教过的大多数学生都来自较大的家庭，因为他们都是独生子女政策出台之前出生的。1997年，也就是我在涪陵的第二年，我问了班里的二十名新生，关于他们的家庭情况，只有一个是独生子女。2019年，当我向班里的十四名新生提出同样的问题时，只有一个人有兄弟姐妹。在那年秋天我教过的所有学生中，近百分之九十是独生子女。我还了解到，在问这个问题时，我必须澄清我所说的“兄弟姐妹”是什么意思，否则学生可能把堂/表兄弟姐妹算进来。随着家庭的缩小，“兄弟姐妹”这个词的含义也扩大了——许多年轻人认为堂/表兄弟姐妹是同胞兄弟姐妹的替代。
社会如此剧变，人们也一直在关注年轻一代会是什么样子。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外国和中国的媒体都报道了被宠坏的独生子女，他们/她们被称为“小皇帝”。与美国的千禧一代一样，中国的年轻人是数字时代的原住民，但他们的网络世界被政府的互联网审查和封锁系统——“防火墙”鲜明地划出了界限。在习近平的领导下，爱国主义教育加强，而习近平也将权力巩固到了毛泽东时代以来前所未见的程度。2018年，宪法被修改，废除了国家主席的任期限制，这使习近平有可能成为终身主席。一些在这种环境下成长的年轻人被称为“小粉红”，因为他们有狂热的国家主义信仰。
在我的事上了微博之后，社交媒体上的大多数评论似乎都对这种攻击持批评态度。一个微博用户写道：“这一代的年轻人太糟糕了。”另一个人用英语回应说：“真正的问题是老大哥。”一些人提到了习近平，尽管在中国的审查制度下，他们避免直接写出主席的名字：
主要原因不是老师能不能反对学生的想法，而是没有人能反对 。
我在大二时上了一堂诗歌欣赏课。在课上，老师当着100多个学生的面讽刺***，也没出什么事。后来，每个教室的天花板上都安装了麦克风。
第二天一大早，我的系主任打来电话。他听起来忧心忡忡，要求我到学校与院长见面。我当时在四川大学匹兹堡学院（Pittsburgh Institute，简称SCUPI）的英语系任教。这种项目被称为混合项目：中国工科学生在成都校区学习两到三年，用英语授课，然后可以申请在匹兹堡大学或其他外国大学完成学位。我所有的新生都来自SCUPI，尽管我的非虚构写作班上也有来自其他科系的本科生。
目前在中国，这样的混合项目大约有40个，这反映了中国教育界的另一个重大改变：在九十年代，中国学生很少出国，我在涪陵教过的两百多个年轻人中，据我所知没有人去国外留学；而当我去成都时，千禧一代已占中国护照持有者的三分之二。2019年，有37.2万中国人在美国留学，他们之中大多数人都支付了全额学费。对美国方面来说，金钱已经成为了与中国合办混合项目的主要动机。
不过，SCUPI 在政治上并不“混合”——匹兹堡大学不能为成都的项目制定政治准则，所以从法律地位上看，成都的 SCUPI 项目完全在四川大学的管辖之下。最近，当我联系匹兹堡大学询问 SCUPI 时，对方的答复让我想起了中国的大学：起初，匹兹堡大学的发言人似乎很愿意帮忙，但在多次拖延之后，拒绝了我的询问请求。
SCUPI 的学生和其他本科生一样，需要学习必修的政治课程，老师们也要接受共产党的监督。微博上关于我的贴子出现后，我知道学校的党政干部会对此进行调查，所以我找到了引发这次攻击的材料——它们来自我对一名新生的议论文草稿的批改意见。我将这些材料发送给了系主任。
作为中国的教师，我对议论文有一种特别的恐惧和厌恶。90年代，我的学生们发到了一本《写作手册》。这是一本政府出版的书籍，其中“议论文”部分的范文题为《三峡工程是有益的》。反驳段落列举了一些反对三峡大坝的理由：被淹没的风景、失去的文物、地震的风险。“这些担忧和警告很有道理，”文章写道，然后使用了一个过渡句，“但我们不应该因噎废食。”
由于各种原因，我认为这篇文章很难教。首先，没有人被允许争论三峡大坝的问题。涪陵是将受到大坝影响的地区之一，在该市的低洼地区，政府画了红线，标明了未来水库的水位。而三峡大坝这个主题也被画上了红线——当时，中国的科学家不能公开撰文反对这个项目。
这个过渡句，小得不能再小，却占据了我大量的精力。中国的传统教育强调模仿范文、背诵文学短语，而我的涪陵学生们也勤勤恳恳地将这个过渡句纳入他们的议论文中。它还感染了其他的作文：个人叙事、对话、文学散文。我可能正在读一篇关于《哈姆雷特》的作文，突然一个比波洛涅斯（译注：《哈姆雷特》中一个说话烦人的角色）还要刺耳的声音响起：“但我们不应该因噎废食。”这句话来自一个中国成语。我一遍又一遍地试图解释，这个短语在英语中听起来有多糟糕。
二十多年后在四川大学，我收到的新生议论文中，偶尔还会冒出这个短语。此外，很多主题依然是论证的禁区。对一个去而复回的老师来说，这是一个谜：为什么中国经历了如此多的社会、经济和教育变革，而政治却仍然停滞不前，甚至倒退？在大一的英语课上，没有人表示取消主席的任期限制是个坏主意，也没有人认为新疆的再教育营应该被废除。在敏感话题上，一个学生即使支持政府的立场，也不能对另一方的立场进行充分反驳。而老师常用的教学方法——即在批阅议论文时扮演“魔鬼代言人”（译注：即提出可能的反驳意见促使人们思考自己的观点）——也有了风险。
我教的一名大一新生——就叫他约翰吧——提交了一篇议论文的草稿，论证政府有必要限制言论自由。他写道，“在一个文明的法治国家”，公民不允许发表质疑国家主权的言论。我对此做了评论：
你说在一个文明的法治国家，人们不允许发表挑战国家主权和社会稳定的言论，这是不准确的。在美国、加拿大、欧洲国家，等等，任何人都可以发表声明，声称国家的某些地区应当独立。
而在微博的帖子里，我的这条评论变了样子；
课上学生给speech（译注：演说），提到说国家的主权不容侵犯。
何伟问，怎么不容侵犯，在魁北克在德克萨斯在加州在苏格兰，人们天天侵犯自己国家主权。
帖子以这种方式继续下去：发帖者利用我评论中的细节编造了其他事情，创造了这样一个场景：我在课堂上咄咄逼人，为了反对中国政府而对学生进行威吓。这个微博账号是匿名的，而且很快就被删除了——可能是被审查人员删除的。读了这个虚构的争论，我想起那个大一新生的教室是我教的几个课堂里唯一没有监控摄像头的地方。没有任何数字证据可以证明这场争论没有发生。
在课堂上，约翰很安静；他的成绩在班里处于中等水平，我们两人从来没有过不愉快的互动；我对这个班级的印象也很好。这件事是他做的吗？还是班里的其他人？或者是大学里的其他“小粉红”？或是一个安保人员？我无法断定这个微博帖子是笨拙还是狡猾——它显然不准确，但又似乎是故意为了吸引最大的注意力。
在批阅作文时，我确有一条评论对共产党有所批评。在约翰的作文中，他提到言论自由并无必要，因为政府总是能以准确和及时的方式向公民通报重要事件。在我批改论文的那天——2019年12月7日——我并不知道这个问题马上就会影响到我们所有人。我的评论中提到了2003年的 SARS 疫情，当时中国政府被指控隐瞒了真实的感染人数。那年四月，北京的一位医生告诉《时代》杂志，仅他所在的医院就有60个病例，而官方公布的首都病例数只有12个。我提到了“吹哨人”和记者的作用，并写道：
在世界上任何地方，媒体的职能之一是报道政府可能想隐藏的事情。我们在无数个国家反复看到，官方信息并不总是及时或准确。
在涪陵的课堂上，我印象最深的一些时刻，就是当我的发言触及了中国历史或政治的敏感点的时候——即使只是隐晦地触及。在这样的时刻，教室会陷入沉默，学生们会盯着他们的课桌看。这是一种本能的反应，而这种反应也传染给了我——看着那些低下的头，我心跳加速，脸在发热。最初，我认为这是我感觉最像“外国人”的时刻。但我逐渐意识到，情况恰恰相反：我的身体所经历的正是中国年轻人熟悉的反应。共产党创造了一种强烈的氛围，使得政治影响了身体。
我在成都教书的头三个半月里，还没有这种感觉，可能是因为我更善于使用外交辞令说话。但中国人有许多敏感点，任何外国教师都难免会触犯。最近，一位非虚构写作课上的学生告诉我，2019年10月，当莱斯利到我的班上谈论她作为记者的经历时，随口说了“中国和台湾”这个短语。她无意中踏入了禁区：这两个专有名词可以通过历史、文化、地理、政治连起来，但绝不能用“和”这个连词连起来——即使仅仅是在语言上将它们并列，也意味着它们是分开的。
两年后，我的学生回忆说，当时有几个人互相对视，一个同学小声说要不要纠正这个短语。但学生们最终放过了它。莱斯利和我都没有注意到这个词。在我被告知此事后，我们都不记得当时是什么语境了。我相信我肯定也打破了许多其他类似的禁忌。如果是以前，我肯定能感觉到自己“犯忌”了——但不知为何，这些学生比涪陵的学生更能控制自己的外在反应。但他们还是被训练得像老鹰一样，对这类短语保持高度警惕。
在四川大学，所有本科生必须上半打的政治课。我在涪陵的学生也有类似的要求，但从那时起，共产党的历史又增加了二十年，现在的课程名称似乎越来越长：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如果你觉得这些标题很笨重，那么当你打开课本时，情况就更糟糕了：
只有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具有基本内在性和针对性规范的重大任务，才能在实现这些核心价值观的同时，增强人民群众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才能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不断展现出更强大的生命力。
这句话是我班上的一个新生引用的。他写了一篇议论文提出政治课改革。他的题目非常前卫，这使得研究非常困难。一天下午，他来到我的办公室。
“当我在百度上搜索时，我只能找到对我的论点的反驳。”他说，“我还发现有人说‘我不在乎是否被洗脑，只要它给我们带来好处’这样的话。”他认为，大多数有用的信息已经被审查员删除或被防火墙屏蔽。
在大学里，我得到了一份未被封锁的英文搜索引擎清单，并尽职地将其传递给了我的学生——尽管除了 Bing 之外，我以前从未听说过这份清单上的其他网站。它们听起来像不知名的摇滚乐队：Dogpile, Yandex, WolframAlpha, Swisscows, DuckDuckGo。但即使是这个“三流阵容”也面临裁撤：2019年秋季学期的第一周，学生仍然可以使用“鸭鸭走”（DuckDuckGo）引擎进行搜索；但到了第四周，防火墙已使其成为了“鸭鸭走了”（DuckDuckGone）。一个网站只有允许内容被审查，才能被访问，例如 Bing；或者它的流量太低，还没引起注意。
有时，新生会在我的办公时间出现，只是为了让我帮忙在谷歌上搜索一些东西。在离开美国之前，我订阅了一个VPN，许多学生请我帮他们注册同一服务，但我不知道在没有海外信用卡的情况下该如何操作。中国国内也可以在微信上找到VPN供应商，但质量参差不齐，而且大一新生常觉得害怕，因为这种服务在中国是非法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了解到，对新生最好的建议是让他们与高年级学生交流。除了必修的政治课外，学习如何翻墙，也是四川大学这个中国排名前四十的大学里的必修课程之一。我教的新生中似乎很少有人翻墙，但许多大三和大四的学生显然会使用谷歌和其他被封锁的网站。许多教授有技术人员帮忙设置VPN服务，这并不是什么秘密。我的一个主修文科的大三学生，把这件事描述得几乎像一个游戏。她告诉我：“每当教授们在课堂上要求我们谷歌一些东西时，一些学生就会问，‘我们没有VPN，怎么谷歌？你能告诉我们怎么用VPN吗？’教授就会说，‘对不起，我们有技术支持，但我们不允许告诉你。’”
在我的非虚构写作课上，一位名叫伊迪（Yidi）的大四学生描写了她的VPN“贩子”——那是伊迪选择使用的术语，买VPN就像采购毒品。“我已经在微信上给他付钱[购买VPN]一段时间了，所以我想弄清楚他是谁。”她提出这个项目时这样告诉我。 VPN 贩子同意接受采访，这时伊迪才了解到，他既不是一个老练的罪犯，也不是一个技术人员。他在欧洲读研究生并且开发了一门线上艺术史课程，在那里他习惯了自由的互联网。回到中国后，他四处寻找VPN服务，然后意识到建立这样一个业务有多容易。这个故事并不新鲜：用户变成了贩卖者。
当伊迪问及该业务的运营成本时，VPN 贩子回答说：“如果我告诉你，你可能会要求退款。”但他还是继续说：每年花三百元，也就是不到五十美元，他可以在海外租一个Vultr虚拟私人服务器（即VPS），满足多达五十个中国客户的需求，而每个客户需向他支付三百元的年费。然后他扩大规模：五十乘以三百，减去最低限度的成本开销；只要他愿意，就可以扩大很多倍。
伊迪是班上最好的作者之一。她的声音轻快而有趣；她的故事并没有引起惊讶或愤怒。学生们似乎已经习惯了各种矛盾的信息。大学一边要求他们必修习近平思想，一边默默鼓励他们与非法的VPN贩子做生意，他们并不惊讶；VPN 经销商竟然是搞艺术史的人，他们也不惊讶。伊迪写道。
这项业务是在微信上运作的，而微信是世界上监控最严格的社交媒体平台之一。我担心这种做法相当于在国际妇女节那天在公共交通系统分发反性骚扰传单。但我的VPN贩子驳斥了这种想法：“数以亿计的中国人正在绕过这堵墙，你认为国家会惩罚所有人吗？”
这位经销商夸大了翻墙的人数，但他的观点是，共产党希望防火墙存在漏洞：从事出口业务的人需要访问“谷歌趋势”（Google Trends）和其他有用的工具，学者和研究人员则需要全面访问互联网。伊迪认为，她在四川大学认识的学生中有一半以上使用VPN，这与我听到的其他估计相似。而在整个社会中，特别是在中老年人中，这个数字要低得多。2017年，我调查了一些我以前教过的涪陵学生，问他们是否使用VPN，三十个人中只有一个回答是肯定的。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麻烦和费用阻碍了翻墙。但翻墙在年轻人和上层人士中更为普遍。伊迪的VPN贩子告诉她：“这是一个好生意，中国的灰产市场。”
当我与川大匹兹堡学院院长邱民京会面时，学校的党政官员已经询问了我的一些学生。邱院长告诉我，学生们都说他们从没有见过类似微博上说的那种课堂交流。
在四川大学的混合项目中，邱院长代表匹兹堡大学。他来自台湾，现在是美国公民。他在美国起初担任工程学教授，后来成为一名行政人员。他没有直接参与任何党政调查，但官员们向他传达了调查结果。在我们的会面中，邱院长告诉我，官员们对此事原委并不像微博所述而感到满意。（邱后来声称他不知道任何调查。）
我带来了约翰的作文还有我的评论，但邱院长说这不是问题，至少现在还不是。重要的是，没有人正式启动举报程序，向政府提出投诉。因为一些中国和外国记者就此事与我联系过，我问邱院长，如果我说我没有被举报，是否准确。邱院长说是的。在我发表未被举报的声明后，社交媒体上的相关话题渐渐平息。
当月，我所在的院系就此事与四川大学的一名党政官员进行了一次会议。我解释了发生的事情。一位美国教授提问，在我们的课堂上是否有明确禁止讨论的话题。作为回应，这位党政官员用英语宣读了一份声明：“禁止的内容包括露骨或侮辱性的性题材，可能不被普遍认同的政治观点，宣传或贬低某些教义的宗教材料，以及政治敏感的话题。”
这是一个典型的共产党做法——保持模糊，以便更广泛和灵活地行使权力。这位美国教授再次发言，他说：“有时我们进行讨论，学生自己也会提出话题。他们可能会提出一个似乎是越界的话题。我们在什么情况下需要打断他们？”
“最好不要谈，”这位官员回答，这次是用中文，“因为这仍然是一个中国学生。你不知道那个学生是否会‘翻过来’。”——指把事情颠倒过来。
在这些会议中，没有人说我做错了任何事；但也没有人告诉我，教师的私人评论被扭曲、并被发布在社交媒体上是不是违规。或许官员们与约翰交谈过，或许他们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但他们没有告诉我。一般的做法是若无其事，假装没有任何事情发生。于是在微博攻击事件发生五天后，我再次为约翰和他的同学们上课。我们的课程仍然剩下三周的时间。
当我与那位因在课堂上播放艾未未纪录片而被处分的法学院老师讨论“举报文化”时，他解释说，恐惧来自两个方向：学校管理者害怕学生会做什么，也害怕更高级的官员会做什么。由于故意不定义什么是违规，结果也难以预测。纪录片事件发生后，他的系主任迅速向上级保证，他将对该教师进行处罚。不过，处罚相对较轻。该教师被勒令停止教那门课程，但仍被允许继续教授其他课程。他告诉我，一个大丑闻会对所有人不利。他说：“他们[从轻处罚]是在保护我，也是在保护他们自己。”
这位老师提到了利用学生作为“信息员”的做法。这不是什么新闻：在我参加和平队的时候就曾被告知，几乎肯定有一些学生负责记录追踪课堂内容。1997年，一名和平队的志愿者与一名出租车司机发生争执，被带到了警察局，和平队的一名管理人员也被叫去了。在审问过程中，警方显然有该志愿者在过去一年半时间里在课堂上发表的所有敏感政治言论的记录。
但我们从不知道这种监视是怎么进行的。即使在二十多年后，我与一些涪陵学生关系很好，也从未听任何人提起监控的事。我的印象是，共产党招聘学生进行这类工作时非常精明，绝大部分学生都在这个系统之外。而且，学生们没有什么动力就此提出问题，反而有很大的风险。我的一个偏自由主义倾向的川大学生告诉我：“要想知道[监控是怎么进行的]纯属浪费时间。这就像跟着一个线头，而那个线头连接到一个巨大的挂毯——这就是我对监控摄像头的感觉。我数了数我家附近的东门大桥地铁站的监控设备，轨道层我看到15个摄像头，转门处有47个，自动扶梯上有38个，总共有一百个摄像头，更不用说每个地铁车厢里的两个摄像头了。谁在监控这些东西？”
法学院的老师则是只听说他是被好几个学生举报了，但他不知道是哪些学生。他说他不会对任何个人感到愤怒。“他[举报者]不知道他的思想正在被奴役，”这位老师说，“我只是对这个系统感到愤怒。”
在微博攻击事件后，我重新来到教室。约翰独自坐在后排的位置。当我向学生们打招呼时，他没有看我。
我们原定讨论《动物农场》，但我决定将奥威尔作品的讨论推迟一个星期，直到我更加了解这个班级的情况。那天，我们讨论了一些作文样本，然后做了一个编辑练习。一切似乎都很正常，但约翰并没有参加讨论。我无法判断他是否在故意避开我的目光——他一直都很害羞。
听到下课铃声，我松了一口气。有几个学生似乎对我们没有谈论《动物农场》感到失望，下课后依然在教室徘徊。一个男生说，他发现这部小说比《1984》更让人沮丧。“温斯顿有他的幸福。”他说，“至少他在一个时刻是幸福的。而动物农场上的动物们连这个时刻都没有。”
另一个学生提到了《美丽新世界》，评论说赫胥黎的虚构社会与奥威尔的虚构社会完全不同。“但结局是相似的，”他说，“也是非常负面的。”
“老大哥，”第一个男生说，“有些学生想成为老大哥。”
约翰还在教室里收拾他的东西。现在我小心翼翼故意不往他的方向看。
“那你呢？”那个男生对我说，“你想当老大哥吗？”他语气轻松，然后笑了；我不明白他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中国封禁、封锁、审查了许多东西，但乔治奥威尔的小说并不在封禁名单上。去年，当我进入新华文轩——成都市中心由共产党监管的最大的书店之一时，第一张桌子上摆放着二十本记录习近平的职业生涯和理论的书籍，细致到令人头皮发麻：《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习近平扶贫故事》、《习近平在厦门》、《习近平在正定》、《习近平在宁德》……而在不到30英尺远的地方，另一张桌子上摆放着一叠以“反乌托邦三部曲”为卖点的书籍：《1984》、《美丽新世界》和《我们》（这本小说由叶甫盖尼-扎米亚京写于1920年左右，随即在苏联被禁）。附近的天花板上挂着一个摄像头；奥威尔作品的封面上写着：“战争就是和平。自由就是奴役。老大哥在看着你。”书店里还有《动物农场》，以及《1984》的另一个中译本。2021年，超过二十万册的《1984》和十万册的《动物农场》中文版被售出。
我的许多学生在高中时就读过奥威尔，他的作品在四川大学的各种课程中被教授。在微博攻击事件发生后不到两周，另一个系的学生邀请我参加他们的“1984”戏剧表演。当我进入讲堂时，教授热情地招呼我；他要求我不要提及这个班级的名字。我坐在大厅的后排，靠近一个摄像头。前面还有一个摄像头。
课程任务是，给《1984》这部经典著作一个新的诠释。戏剧开始时，一些男生和女生表演了“两分钟之恨”，大喊中国式的诅咒，让我想起了文化大革命时的批斗会：放屁！羊脸的猪！羊脸的骡子！之后，戏剧重点放在了朱莉娅身上，她是温斯顿-史密斯的情人。在小说中，朱莉娅是一个性感、缺乏知识的形象，她只是讨厌国家的控制；但四川大学的学生们把她变成了党的秘密特工。她被指派去诱捕温斯顿，但在执行任务时，她无法阻止地爱上了他。当她看到温斯顿在酷刑下迅速供出她时，她的感情被击碎了。此后，她再次为国家献身。戏剧的结尾，党确定了一个新的目标，那人有一个中国名字。“朱莉娅同志，祝贺你完成了这项任务，”她的上级说，“你的下一个目标是叶连科。”
我以前并不认为《1984》还能变得更加黑暗，但川大的学生们做到了。事后，其中一位编剧告诉我，她扩展了朱莉娅的角色，因为原来的角色似乎没有得到充分发展——她认识到小说中有厌女的痕迹。总的来说，我的学生们是奥威尔的好读者。在学习《动物农场》单元时，学生们写了自己最认同的人物。一个常见的选择是驴子本杰明（Benjamin），他对新农场持怀疑态度，但对自己的想法保持沉默。
正如中国的一句老话，祸从口出，这意味着一个人的所有麻烦都是由他的舌头造成的。我们有两只眼睛，两只耳朵，两只手，但只有一张嘴，这告诉我们应该多观察，多听，多做，少说。
一些学生则认同拳击手（Boxer），那匹忠实而愚钝的马，劳碌不停，至死方休。
我也是一个没有独立思考的人。我经常相信别人对我说的话，而且我总是在没有任何思考的情况下听命行事。如果我是农场里的动物，我就会相信雪球和拿破仑等领导说的话……也许我会被拿破仑洗脑，然后对拿破仑言听计从，最后则被拿破仑出卖。
学生们对自己诚实得残酷。他们写得也很好——当我联系他们，询问我是否能引用他们的作文时，一些人对文字做了编辑，但内涵还是我当初收到的那些。在他们身上我很少看到“小皇帝综合症”的迹象——这种毛病似乎主要是基于西方人对独生子女社会的想象。首先，我的大多数学生独自相处的时间少得出奇。中国的学校通常有额外的校内学习时间，而且我的许多学生高中时都住在宿舍里，这种做法在中国很普遍。
如果说我的学生被“宠坏”了，那主要是指他们拥有一切可能的机会来补习功课。这在中国家庭中很典型：额外的资源被用于教育。在一个非虚构写作的课堂上，我问学生在中学期间花了多少时间在辅导课上，平均数字是每周六个半小时。有关童年的作文，经常描述魔鬼级别的竞争。一个男生写道，在三年级时，他参加了一个有六百个人申请的数学补习班。一场考试很快就把这批孩子减到了60人，他们被分为A组和B组。从那以后，补习班开始了一系列无休止的考试，孩子们被不断地降级和升级，就像在参加英超联赛。
一切都归结于数字，因为这就是高考的原则。当一个学生申请大学时，高考分数是最重要的——不需要老师的推荐，也不需要课外活动的清单。川大匹兹堡学院的一个吸引力是它的高考分数线比其他院系低。2019年秋季，要进入匹兹堡学院，四川省的学生需要632分（满分750分）；下一档分数线是649分，学生可以进入一些不太著名的专业，包括水资源、卫生检验和检疫、马克思主义；英语专业是660分，经济是663分，数学是667分。川大的网站上列出了这些数字，并据此衡量了各个专业的地位。校园中最高级的精英——四川大学的婆罗门——都在口腔医学院。起初我感到很困惑——为什么大家都这么在乎口腔医学？但四川大学华西医学院的口腔医学被公认为是全国最好的，进入其临床医学专业需要696分的优异成绩。其他本科生则对口腔医学院的学生很反感；我的学生们说口腔医学生自成一体。如果被问及专业，口腔医学生可能会腼腆地回避直接回答，就像一个哈佛毕业生会说他是在“波士顿”上的大学。
我的大多数学生似乎都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了高考的创伤。有几个学生描述自己曾有自杀的念头；一个男生写了一篇文章讲述自我经历，他曾因压力过大导致心脏疾病而住院。2020年，我在一个新生班上问学生们得知自己的高考成绩后有什么反应，18人中有17人说他们很失望。莱斯利和我有时开玩笑说，在美国，每个孩子都是赢家；在中国，每个孩子都是失败者。
然而，学生们普遍支持中国的[教育]制度。每个学期，我的新生班级都会就“高考是否应该进行重大改革”进行辩论，而大多数人的回答都是否定的。许多人在议论文中得出了同样的结论。（2020年春天：“我们不能因噎废食，我们应该辩证地对待高考。总的来说，它的优点远远超过了缺点。”）一个主要原因是，数字不容腐败——四川首富可以买到保时捷，但不能买到他的孩子进入川大口腔医学院的通行证。而且，尽管还年轻，许多学生都是现实主义者。在我的非虚构写作班上有位学生英文名叫萨林斯坦（Sarinstein）——他创造了这个名字，因为他敬仰萨特和爱因斯坦；他在作文中描写了一个10岁的小学男生。他观察到，在小学教室里，这个男孩和他的同班同学们根据考试的成绩从前到后就坐。萨林斯坦写道。
中国的制度无法提供个性化的教育，无法关心一个人的全面健康成长……我们的教育系统只是一台机器，帮助庞大而有些笨重的中国社会运转，为整个社会不断提供足够的人力资源。这很残酷，但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这可能也是最公平的选择。一个不令人满意的妥协。我还没有看到或想出一个更好的办法。
他们经常使用“内卷”一词，来形容激烈竞争产生的收益递减。他们认为，“内卷”在一个广阔的国家是不可避免的。在一次写作任务中，一位英文名叫米洛（Milo）的工程系新生去了一家重庆汽车零部件厂，他八年前为了一个小学项目也曾访问这里。这一次，当米洛采访老板时，对方外表的衰老让他感到震惊。老板解释说，如果要生意兴隆，就必须经常出差，并与客户进行许多酒宴饭局。“我没有时间照顾我的家人，”他告诉米洛，“我的孩子不理解我，甚至不喜欢我，因为我很少回家。还有，在喝了这么多酒之后，我有时会胃疼得厉害。”
在工厂车间，一位工头对米洛说，由于自动化，劳动力已经减少了三分之一。米洛将他的文章命名为《告别了，老工厂》，并总结道：
社会上的每个人都必须尽全力跟随世界的潮流。这是一个多姿多彩的迷人世界，也是一个残酷无情的世界。如果你不够好，就会被淘汰，没人会给你一丝怜悯。
在我的第一本书《江城》（River Town）中，我描述了我的涪陵学生们“孩子般的羞涩”。他们看起来很稚嫩，因为他们正进入一个新的世界。在某种程度上，每一代现当代中国人都是如此。一次又一次，年轻人们进入急剧变化的时代漩涡，无论是战争还是革命，政治还是经济。
但我在四川大学的学生们都是“老人”。他们知道事情是如何运作的；他们了解这个系统的缺陷，也了解它的好处。他们进入的就是他们的父母曾经工作过的环境：几代以来第一次，中国在一个比大学生的记忆还要长的时期内保持了稳定和繁荣。当他们写到父母那一代，写到他们有一天会继承的社会时，他们可以完全冷眼旁观。
我的父母出生于20世纪70年代，我认为他们现在属于中国的中下阶层。他们的特点是坚定的爱国主义和漠然的犬儒主义。他们强烈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是通过赞美中国政府，而是通过批评外国政府。他们拒绝使用苹果产品，拒绝去日本旅行，并认为特朗普疯狂和充满恶意。然而，他们也很少热情地崇拜中国。他们目睹了中国官僚机构的腐败以及社会上的不公正，他们也无法纠正这些问题。所以他们总是说：“事情就是这样。”……
我认为我们这一代人，出生在互联网时代，对中国和西方观念之间的冲突感到困惑和某种程度的沮丧。关于自由和理性的宣传在互联网上盛行，而关于爱国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宣传则在教科书中盛行。年轻人大多被前者所吸引，但为了考试和找工作，他们应该牢记后者。在中国的实践中，更多时候，后者更加有用。
读到这样的文字，我感觉心痛，但很受鼓舞：即使是描述情况，没法提出简单的解决方案，也是一种自主权。尽管有令人窒息的政治气候和压力繁重的高考制度，中国的教育系统还是培养了不少能够观察和分析、思考和写作的人。
在四川大学，我再也没有过类似约翰那次的经历。那次事件发生后一个多月，疫情使得校园关闭，我再没有见到约翰本人。最近，我联系了他，发送了一封长长的电子邮件和原始微博帖子的截图。几乎是即刻，约翰就回复了；几个小时后我们通过视频连线进行了交谈。
约翰告诉我，当他得知这次攻击与他的作文有关时，他感到羞愧难当。他说，2019年秋天时，他只听说我被举报了。约翰没有在微博上发帖，他也没有看到最初的攻击帖子。“我很抱歉。”他说。他不知道那些批阅评论是怎么公开的。
这几年来，我曾与一些有政治头脑的学生和教授谈论这一事件。一位认识约翰的老师告诉我，这个男孩看起来并不像“小粉红”。这位老师和其他人想象了同样的情景：其他学生看到了这篇文章，或者听说了其中的细节，然后发了攻击贴。当我与约翰交谈时，他说他向室友提到过一些我的评论；他还曾把论文带到学院的写作中心，所以其他学生和辅导员可能看到了它。从约翰的表情和他的整体反应来看，我相信他说的是实话。
“实际上，在你对论文提出评论后，我有点不高兴。”他说，“我完全同意你的评论，如果我们不考虑政治的话。但我不得不考虑政治，因为我处在中国的特定环境下。你的评论是反传统（主流）政治的。”
我问他现在是否会有同样的反应。
“是的，”他说，“并不是说这些评论是错的，只是我的感觉还是这样。”
对许多学生来说，疫情中的经历似乎证实了一个普遍的想法，即中国制度的好处大大超过了它的缺陷。在作业中，一些学生对政府最初的掩饰和错误做法表示了愤怒；但他们也认为，在经历了早期错误之后，能够大幅调整方向、将死亡人数控制在最低限度，中国是世界上能做到此事的唯一大国。他们是现实主义者，我不认为他们愤世嫉俗。在几个学期中，我问过一百多个学生，他们是否预期自己这一代人比父母那一代人有更好的生活，百分之八十三的人说他们有这样的预期。
“小粉红”现象似乎被社交媒体放大了。我并没有在课堂上观察到那么多“小粉红”。根据我的经验，二十五年前的中国学生比今天更加国家主义，（对现实的？）意识也比今天差得多。中国最著名的社会学家之一李春玲对中国年轻人进行了许多大规模调查。在她的《中国青年》一书中描述了一种现象，即高收入、高学历与国家认同和入党意愿的降低相关。但李春玲强调，这并不意味着这些人持有不同政见。她写道：“他们认为西方的民主制度比中国目前的制度更好。但他们认为立即建立西式民主秩序的价值不大，因为中国的现状需要目前的体制。”
李春玲还写道，对于教育程度高的中国年轻人来说，“简单的宣传式教育不会有效果”。在四个学期里，我不记得有任何学生在课堂上提到习近平。我最近审阅了五百多份学生论文，发现只有二十二次提到习主席，而且通常是顺便提到。毫无疑问，（对政治的）恐惧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学生们似乎也确实与这位领导人感觉疏离。与在涪陵的时候一样，我经常给新生布置一个作业，要求他们写一位他们敬佩的公众人物，在世或去世、中国或外国的都可以。在涪陵的时候，毛泽东是最受欢迎的选择，但川大的学生们更倾向于写科学家或企业家。在65名学生中，只有一人选择了习近平，与Eminem（译注：美国说唱歌手）、Jim Morrison（译注：美国摇滚歌手）和乔治华盛顿并列。选择华盛顿的学生写道：“我最敬佩他的原因是，他自愿放弃了自己的政治权力。”
2021年4月初，我的教学合同没有被续约。疫情开始以来，邱民京院长一直在美国，他通过电子邮件向我通报了这个消息。首先，他说川大匹兹堡学院找到了其他候选人，但当我向系里核实时，被告知没有进行任何招聘——因为疫情，让外国教师进入中国非常困难。在我再次写信给院长后，他补充了另一个理由，说是中国有规定不让大学延长像我这样的短期合同。我提出可以签长期合同，但他拒绝了，没有解释原因。最近，我写信给邱院长，他在电子邮件中则回复说他太忙，无法接受采访。（事实核查人员联系他的时候，邱院长声称我从未表示过有兴趣签署长期合同，并且说在疫情之前，他已经计划要另找人取代我）。
疫情期间，“小粉红”和其他人继续不时地在社交媒体上对我的文章进行攻击。四川大学的两位教授告诉我，中层管理人员不得不对此事件向上报告，据说这是我工作结束的原因之一。（邱院长和一位大学的前官员则声称，他们不知道有这样的报告。）教授们还告诉我，高层并没有人直接下令不许与我续约，但因为这个系统造成的紧张，人们宁可错杀一千不愿放过一个。“天威不可测，”一位教授解释说，表示最高当局的态度并不明确。“你必须猜测具体的指令究竟是什么。”
6月底，在我的妻子和女儿们飞离中国前不到一周，四川大学外事办公室的一位副主任要求与我会面。这位官员告诉我，如果我留下来，学校会很高兴，而且欢迎我申请另一所学院内的职位。他说，拒绝续聘的决定是邱院长一人作出的。“他并不了解这里的整个情况。”这位官员告诉我。（后来，当一位事实核查员联系他时，这位官员否认了自己曾这样说过。）在我看来，这是该系统有效运作的另一种方式：在这种混合安排下，赶走美国教师可以归咎于美国机构的决定。
当我教的最后一班新生阅读《动物农场》时，我要求他们重新想象四川大学的故事。在一个男生的版本中，一群学生占领了校园，攻占了行政部门的中央电脑室，希望改变成绩，却发现安全摄像头仍在运行。另一个英文名叫卡尔（Carl）的男孩描述了一场学生成功驱逐教授和大学工作人员的叛乱——之后，所有学生都是平等的，但有些人比其他人更平等。
没有老师，不守纪律的人完全放弃了学习，而自律的人则每天更加努力，尤其是华西口腔医学院的人。虽然他们说（入学）没有歧视，但在高考中，匹兹堡学院的学生比川大其他学院的学生要差15分左右。
卡尔故事的结尾，口腔科的学生们踏上了成功的职业生涯，而其他学生却没有找到工作，从而破坏了大学的声誉。
在教授奥威尔时，我经常思考为什么这样的书不被认为是对共产党的威胁。在反乌托邦三部曲小说中，未来社会都会通过各种方法转移人们的注意力，来控制个人：《1984》中持续的战争和对历史的改写，《美丽新世界》中的性和迷幻药，《我们》中对人类想象力的手术切除。但这些书都没有预见到“竞争”在维持一个长期的专制国家方面有多大的作用。在中国，国家主义宣传可能对儿童和底层的一些人很有效果，但人们默认，这种宣传对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不会那么有效。而这些人，只要有机会改善他们的生活，就不太可能反对当局。而且这个系统不需要像《1984》里描述的那样被密封起来。绝大多数出国的中国留学生会选择回国——对他们来说道理很简单，不应该因噎废食。如果他们真的害怕噎到，就会选择留在美国。
此外，某种程度的竞争也是转移注意力的有效手段。对我的大多数学生来说，最大的忧虑不是教室里的摄像头或其他的政府控制工具，而是他们周围那些有才华的年轻人。2019年10月，当中国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时，我问学生这个节假日对他们意味着什么。一位新生写道。
节假日意味着别人出去玩，而我在学习。这是我相对效率最高的时候，我可以比别人学得更多，我会获得更高的绩点（GPA）。节假日是我在学习上赶超同学的最好时机。
在四川大学，有一份独立的、自由主义倾向的学生自营刊物，《常识》。刊物成立于2010年，刊名部分是向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的小册子《常识》（Common Sense）致敬。不知何故，《常识》在当前的政治气候中幸存下来，尽管它不再有纸版，文章不再署名，也不再有撰稿人名单。在我在川大最后一个学期里，最突出的报道是对校园内一名学生突然死亡事件的调查，以及一名本科生因食堂食物质量低劣而试图起诉大学的专题。该杂志的一些记者曾上过我的非虚构写作课程。
在我离开大学的前一周，我在校外与该刊物的编撰人员会面。大约有二十名学生，几乎都是女生。这是大学生活另一个非“奥威尔式”的方面。《1984》说：“总是女人——尤其是年轻的女人，是党最盲目的追随者，是口号的吞食者，是义务的间谍和非正统思想的检察员。”但根据我的经验，女学生似乎没有男学生那样国家主义，我怀疑她们也更不可能去举报教授。
在会面时，《常识》的编撰人员问我对今天的年轻人有何看法。我提到了激烈的竞争；还有，我的学生对自己生活其中的系统的理解和分析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但我不知道这对未来意味着什么。”我说，“也许这意味着他们会想办法改变这个系统，也许他们只是会想办法适应这个系统。你们怎么看？”
“我们会适应的。”有人说。还有几个人点头。
“愤怒很容易，但忘记也很容易。“另一个女生说。
第三个女生，也是这群人中最小的一个，说：“我们会改变它。”
2 条评论:
只能说你转的小作文越来越没营养，私货太多。还是多关注下翻墙资讯吧，有失偏颇的东西少弄点。
文章很好，感谢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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