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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提纲
○ 引 子
算法之鞭不仅用落下来的痛感奴役它的使用者，同时也用挥舞它的快感奴役它的创造者。 2022年4月1日晚上深夜，湖南省衡阳市华新开发区的夜色跟往常一样并无二致，一位彭姓男子像这座城市的其他中青年一样走进了一间副食便利店，可能买香烟，也可能买槟榔。按照防疫规定，在进入店内扫描场所码后，他给店员出示了他手机上的二维码，显示为“红码”，店员大惊失色，男子随后迅速开车离开现场，店员慌忙报警。彭姓男子在2小时后被警方找到，并传唤至派出所接受调查。彭某表示，所谓的“红码”只是出于好玩在网上下载伪造的，“想看看普通人碰见红码是什么反应”。4月1日是愚人节，彭姓男子可能认为“红码”只是一个愚人节玩笑，但是，疫情肆虐下焦躁惶恐的人们已不认为这只是一个玩笑，他也“因虚构事实扰乱公共秩序，被依法处以行政拘留”。 无独有偶，就在彭姓男子被行政拘留后的第5天，安徽阜阳市一位聂姓员工的健康码在所属地区静态管理后变为了“黄码”，按要求居家隔离。由于隔离期间不上班还能拿工资，聂某在健康码转绿、区域解除静态管理后仍想继续在家“躺平”。于是他通过一个网店商家购买了一个PS制作的假“黄码”，通过修改截屏的日期数据后发给了公司领导，表示按照防疫规定还不能外出上班。由于PS技术过于拙劣，聂某伪造的“黄码”在正式上班后被同事识破。随后，聂某被公安机关进行了行政处罚，而协助他PS伪造“黄码”的网店商家也被当地公安机关调查。 为什么“红码”一出现就引起社会性恐慌？为什么“黄码”会成为一种利益寻租的工具？显然，2020年初，杭州按照交通信号灯颜色显示规则首创的“红黄绿”健康码，在近三年的运行之后，已完成了极为细密、彻底与广泛的公众教育与社会动员，成为一种家喻户晓、有悖于正常生活秩序的社会化警示符号。在传统的色彩意像与话语体系里，红色代表“禁止”，黄色代表“警示”，而绿色通常代表“许可”。“红黄绿”三色的健康码本身也成为社会秩序的一部分，在每一个机场、商场、车站等出入口指导着城市流动的行为与方向。
当公共部门和企业在面对健康码的“主观性”（蓄意造假、伪造）变色的同时，而个体也在面对健康码的“客观性”（技术或管理原因）变色。2022年4月27日，杭州的刘先生在17:27:21发现自己的健康码赫然变成了“黄码”，而此时他正在自己的家中，最近几天的移动距离也只是家和单位的“两点一线”，他想不出自己被赋“黄码”的理由。而就在7分钟以后的17:34:29，刘先生的健康码恢复了正常，变成了“绿码”。没有人可以完整地回答这种“绿码”和“黄码”之间的跳转是如何造成的，如果是数据机器的自主识别，那既然被判断为“黄码”，为何随后又被纠正呢？如果是人为“拉库式”的后台干预，那并不符合“黄码”标准的刘先生为何会被“误伤”呢?还有多少这样被“误伤”的案例在其他城市上演呢？至少目前无人知晓。 曾有人将搜索引擎的搜索行为形容为一种祷告或占卜，每一次点击都犹如一种对神明的虔诚祈求与膜拜，而搜索引擎运算后扔出来的任何一个搜索结果，都像神灵给芸芸众生的开示。反观健康码，存在于部分城市的健康码其实已接近于这种意味，每天打开健康码就是看是否弹窗和是否变色，至于是谁在空中拨动了一下琴弦，让你的健康码弹窗或变色，没有人知道，只有命运之神似乎始终保持一种笑而不语、憨态可掬地看着你说：按照国家防疫规定，请您配合。当有人在向基层部门的居委申请解码的时候说“谁让你给我弹窗”，他们的回复是“我如果能给你弹窗，我就不在这混了”。很显然，来自数字空间的数据权力就像另一种意义的上帝——没人知道它是谁，但所有人都知道它就在那里。 清华大学政治学系教授任剑涛在《人工智能与“人的政治”重生》中指出，人工智能带动的现代技术体系对“理性”与“责任”存在取代的危险：“理性似乎不再是人拥有的精神特质，而是人工智能的设定程序；责任不再是人们对自己行为后果的自主判断，而是人工智能预设的行为因果链条作用的结果。在此，人基于理性的自我约束特质，被人工智能的秩序设计与程序挤压所替代。” 健康码不再只是一个独立的二维码，其背后包含的个人数据、社会情绪以及治理意义，已经成为一种从属于个人、但个人却无法掌控和抵抗其对生活带来的未知影响力。对“红码”的惊异与恐慌，对“黄码”所暗含的社会治理规范，以及对“绿码”“黄码”“自主切换”不可控的迷茫，这些现象以健康码的颜色正在被符号化运用呈现出来，无论对于公共部门还是对于个人，治理主体的理性与责任，和治理对象的理性与责任，都被人工智能设计的程序以及产生的结果所左右。 健康码的色彩符号在疫情防控中所展示出来的权力驯服与社会公众的权利屈从，逐步呈现出一种心照不宣、不言自明的制度威信与管治力量。并且，社会系统与市场环境对因为疫情防控导致的不可控形势而进行的包容性措施和福利型机制，成为一种缺乏规范的社会救济盲区，所以才会出现伪造“黄码”来骗取工资，或伪造“绿码”来获得自由出行与工作的机会。 本文试图从健康码的诞生、应用与演进过程出发，围绕我们对健康码的认识深度、应用实况与防控需求的重塑，梳理和剖析出健康码作为一种数字时代的治理工具到底带给了我们什么。我们还试图回答，到底是健康码改变了我们，还是我们在改变健康码？到底是健康码在赋能社会治理，还是公共权力在驯服健康码？当然，我们也试图进一步探究，在技术垄断主义与技术虚无主义并行的当下，健康码如何从开始由一种“无关健康”的非生理性数据指征，而真正成为一种影响社会肌理与个人生理变化的“超越健康”的数字势力？ 01.
健康码的诞生无疑是中国数字社会建构过程中的标志性事件。 对于政府而言，健康码作为来自移动互联网与智能手机生态的发明，标志着政务服务与社会治理彻底从PC时代以URL网址为核心的信息分发与服务支点，正式转向以二维码为核心的新治理时代。自此，人不再是数字空间的“孤魂野鬼”，也不是数字账号与肉身游离的状态，依附于智能手机生态的微信、支付宝及政务App内的健康码本身也成为社会人的数字细胞，标识着人在疫情期间的社会状态。 对于公众而言，健康码无疑是一次全面而彻底的数字治理社会启蒙，它的易用性、强制性与可操作性，在无孔不入的数字防疫措施部署过程中，无论男女老少、高低贵贱、长幼尊卑，只要你有出行需求，你就有使用健康码的必要，而公众也首次真正直接感受到数字治理如何影响我们的日常生活。这在PC时代是远远不可想象的。PC时代的数字应用对识字率、键盘输入能力、设备操作能力等要求，就直接影响了公众接入数字生活的门槛，而健康码不需要。通过语音、刷脸、点击屏幕等交互，只需要你能拼写自己的名字和身份证号码，你就可以快捷地接入一个庞大的数字治理网络。剩下的，你什么也不需要做。当弹窗或黄码降临的时候，你会主动去找到有关部门，或者，自然会有人敲开你的家门。 虽然2021年底的杭州曾爆出“开发了中国第一个健康码的男人失去了健康码”这样的“美谈”，但在健康码已成为一种“公共IP”的当下，要追溯健康码到底是先诞生在杭州，还是先诞生在深圳，这似乎已不再重要。重要的是健康码均率先诞生在两款超级移动应用支付宝和微信上，这也说明，头部平台企业正在一座数字时代的城市瞭望未来的窗口与灯塔。健康码本身作为一种社会防疫的数字应用，为什么不是率先来自数字政府的内部应用或平台呢？互联网平台对用户需求的敏感性、海量用户产品的实践经验、云计算资源调配的机动性以及在管理开发流程上的敏捷性又一次呈现出优势。但是，不可回避的是，健康码诞生之初即是一款包含公共权利数据的应用“寄生”于互联网平台，其背后是为共同抵御疫情冲击而催生的公共权力与技术权力的一次“握手”。 就在2020年，在国内云计算战争正酣的时候，互联网平台企业满足于无偿投入帮助地方政府开发健康码的公益抗疫行动，并相互竞争“开城”数量。而地方城市政府呢？他们在被疫情冲击得晕头转向的时刻正是政府数字化转型关键期，在从产品、业务到管理的数字化转型进程中，亟需互联网平台企业承担起从零到一的用户教育与风险缓冲。当然，从媒体报道来看，有的城市实现了“软着陆”，有的城市则是“硬着陆”。 健康码代表了一种社会治理权力的表达方式的转变。在一个户籍制度渊源流长的国家，对身份证、暂住证等的记忆都与跟门槛极高的政府机构打交道有关，都与盖章、签字、工本费有关。而健康码改变了这一切，相比于之前的任何政府颁发的个人证照，健康码实际成为了一种游离于公共权力触达半径之外，但同时又具有影响公共利益、具有公共约束力的管制手段。而这一切都是你自主申请完成的。上海财经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胡凌在《健康码、数字身份与认证基础设施的兴起》一文中指出，数字基础设施既具有技术层面，也同样是一套行为制度。这涉及社会主体和使用者调整行为惯习及其认知：学会操作、知晓何种信息被收集、应用，以及理解这一过程的社会价值。 疫情暴发之初，健康码的确成为一种取代“介绍信”、“出入证”的数字治理基础设施。而随着疫情防控形势的演化和持续，健康码在城市与城市之间流动滋生出新的问题。由于健康码成为一种地方防疫的关键基础设施，那么，一个差旅人士可能需要不断申领和下载所到之地的健康码，才能保证自己可以顺利穿行在各个城市的机场和车站。 面对“万码奔腾”、“五码分尸”的局面，国家政务服务平台通过数据整合推出了统一的“防疫健康信息码”。而即便如此，我们依然看到在数据统一的国家版“一码”背后，各地城市的健康码依然活跃在数字防疫的第一线。从车同轨、书同文到健康码的“一码通行”，其背后有何差异？看似打通数据接口比修一条铁路要容易得多。但是，由于数字化具有对系统秩序、行政秩序与权力流程的渗透和“肢解”效应，本质上并非修改代码或界面那么简单。全国健康码互认、国家层面统一健康码的本质是，从数据出发对权力与治理风险的整合与统一。健康码的背后是——使用谁的健康码、采信谁的数据，其背后都关乎责任由谁承担。 健康码成为了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在商场、车站、公园、机场等公共场所，亮码成为一种日常生活的仪式。任何一个场所的工作人员带上红袖章就可以要求你出示你的健康码，这逐渐成为一种新的生活制度。当每一个持有智能手机的人泰然自若地出示自己的健康码，像某种时尚的手势，而你不出示或没有健康码则很可能成为一种异类。此时的健康码将不只是关乎你个人的一种私人化应用，而是成为一种与公共安全相关的“隐私包裹”——大家都认为这是属于你的东西，但都要求你众目睽睽地打开给大家看看才放心。正如《Which
side of history：How technology is reshaping democracy and our
lives》一书所言，“隐私不再是私人的，隐私是一种公共利益，那些围绕我们的公共监控体系，以及被称之为‘个性化服务’、‘精准服务’的东西，都与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被偷走的那一部分隐私有关”，健康码则正在成为一种类似的数字化存在。 如果说健康码的亮码扫码正在成为一种新的生活制度，那么，疫情的恐慌已让我们无力去质疑这项制度的合规性与合理性，也无人去思考其未来的可能性。更令人尴尬的是，我们自己实质已成为这项制度的制定者。 02.
健康码的风行，除了从应用体验的便捷性角度被接受之外，其核心原因还在于其塑造了一种从PC互联网到移动互联网的社会治理的范式转移，真正开始走向以人为核心的治理数字化转型道理。健康码之后逐步涌现的场所码、企业码、复工码、复学码、祭扫码、货运码等，其本质均是基于不同场景下人的需求的健康码演化，从这个角度而言，健康码即是一种社会治理的“源文件”——每一次创新都只是修改一次“图层”，或增加了一层“滤镜”。 面对数据时代的汹涌，政府机构往往有一种革命理想主义气质，“言必称数据”成为一种工作习惯，而“打碎一个旧世界、创造一个新世界”的理想也随着掌控的数据量增加而与日俱增。在执政水平与治理能力竞争加剧的全球政府创新变革时期，对数字技术的拥抱、激进以及过度信仰，从而导致政策设计、治理行为、社会影响等偏离轨道超出控制，这样的情况在全球范围内屡见不鲜。就近十余年来看，从物联网、智慧城市到元宇宙，几乎每一波浪潮的背后都没有新故事，有的只是波涛汹涌后的一地鸡毛。 《技术的真相》一书指出，规范性技术创造了一种服从文化，消除了做任何判断的权利和机会，与之伴生的是巨型的“社会抵押”。健康码则恰恰是这样一种“规范性技术”。面对数字技术对政府治理与服务的渗透，行业与市场的推波助澜也让政府在面对新兴数字技术时在“技术至上主义”与“技术虚无主义”之间频繁摇摆、快速波动，其具体表现为，当他们确信可以使用数字技术达到一种前所未有、从未企及的治理高度时，它们就可能将隐私、法律以及不可知的伦理风险置于脑后。而当他们的数字化创新行动一旦触礁，受到社会公众的广泛质疑甚至抵制的时候，它们可能就将毫不犹豫地放弃曾经热血澎湃的方案，对于既定方案在未来的可能得失也再不会有任何的讨论或修正。杭州市卫健委的“一码知健”就是如此。 2020年5月底，杭州卫健委开始论证“一码知健”的设计思路，即通过集成电子病历、健康体检、生活方式管理的相关数据，在关联健康指标和健康码颜色的基础上，使用渐变色，探索建立个人健康指数排行榜。同时，也可以通过大数据对楼道、社区、企业等健康群体进行评价。从“一码知健”的数据密度来看，即使是最隐私的睡眠也会被加以评判。在“一码知健”的设计中，饮酒200毫升将导致健康评分下降1.5分，吸烟5支将导致健康评分下降3分，如果步行达到15000步，评分则会大幅度上升5分。 国内外的城市服务App均有通过步行次数积分来推动绿色出行，并兑换相关礼物的设置。但是将步行、饮酒、吸烟等进行一整套数据量化，并构建一套与专业医学数据指标并行的健康指数，这或许还是首次。“杭州‘一码知健’的设计目标是促进健康生活方式的养成，通过数据的汇集，对个人健康进行全面评价。在全面评价个人健康的基础上，促进个人健康生活方式的养成，进而从根本上节约本就稀缺的医疗资源。”问题是我们需要戴上一个每天像闹钟一样提醒你健康与否的紧箍咒么？这种基于数据浪漫主义的创新是否有过度炫技的嫌疑？以及“变着形状造轮子”的多余？ 对于个体而言，健康是一种状态。而对于“一码知健”健康码而言，健康是一个数值或一种颜色。当一个人的健康状态被进行数据量化，那么，数据指示的“健康”是否就代表身体的真正健康？当一个人的身体数据指标开始被一套数据指数所操纵，那么他是否会舍弃掉原来的生活方式，去迎合一套并未被科学验证适合每一个人的健康数据模型？然而这并非个案，在比杭州“一码知健”更早的时候，深圳与广州都在论证对健康码进行升级，运用在更广泛的城市治理中。 2020年8月末，“苏城码”App升级后嵌入了“文明码”功能。苏州市文明办等官方网站介绍：在全国首创推出“文明码”，通过“一人一码”展示文明积分，推动每位市民真正践行文明交通、志愿服务、垃圾分类、文明用餐（推行公筷）等良好习惯。苏州市文明办对“苏城文明码”事件的回应是“以正向激励为原则，且以市民自愿注册为前提，不存在强制行为”，而在公共舆论中引起掀然大波的恰恰是“文明码”在其功能介绍中的一句：“文明码”可作为警示和惩戒综合文明指数低于下限人员的电子凭证。 “文明码”之所以出现的核心原因在于，当我们想方设法地建立起自己对数字世界的理解、认知和工作模式的时候，左右或主宰我们的行为模式、价值观的依然是工业时代残留的、或久久挥之不去的对所谓“规范”和“体系”的依赖，而我们对数字世界的逻辑、张力以及规律的认知，依然处于混沌和蒙昧之中。试图通过“文明码”作为一根推动城市文明的指挥棒，这也是作为一种“全能政府”试图介入私人生活空间的表现。从数字化产品的演化来看，“文明码”很可能造成的一种怪像是：让做好人好事的市民为了稳住积分而失去体察“文明”的意义，让没有做好人好事的市民具有“文明”的内疚感，而这不是一个正常社会应该有的状态。 “文明码”出现背后的深层追问是：“文明”是否可以被数字定义？数字定义过的“文明”是否代表真的“文明”？在一个以“适量”、“少许”作为称重单位的厨房文化氛围里，我们要用数字去定义“文明”，这显然是想用中药铺的秤砣去称航母。当我们希求用一种快捷锋利的数字化手段去剔除和修剪那些不符合“文明”定义的个体和行为的时候，这种措施的背后往往掩藏的是用整齐划一、寡淡乏味的审美标准遏制整个社会生态和文明的多样性。“文明”本身应该是不可测量的，文明是一个过程和状态，而非一个通过技术即可得到的结果。 数字化曾一度试图定义“健康”与“文明”，对个人的身体与精神进行数据化的“干预”或“赋能”。数字技术还正在介入和重构社会家庭关系。相比杭州的“一码知健”与苏州的“文明码”，杭州富阳区的“家和码”则走得更远。2021年3月，杭州市富阳区创新推出“家和码”综合治理平台，核心是依托大数据平台对全区所有家庭建立档案库，通过数据化来解决区域内的困难帮扶、司法调解、矛盾处置等问题，覆盖情感、扶助、心理、经济、家暴、邻里关系等诸多指标要素。例如，根据家庭矛盾不同类型和风险程度，界定为“红（60分以下）、黄（60分以上90分以下）、绿（90分以上）”三色“家和码”。 截至目前，富阳区已建立家庭档案273365户，标注“绿码”的有265698户,标注“黄码”的有7083户，标注“红码”的有584户。乡镇（街道）的主要负责人每月研判点评一次以上，分管领导每周研判点评一次以上，平安办主任、妇联主席实时掌握这些家庭信息。 此外，“家和码”还设计了动态转码管理模式，采取临时、定时相结合的方式，动态化开展转码工作。临时转码由系统依据辖区“家庭”每日事件和指数变化情况，自动赋分生成临时码“家庭”，且在规定时间进行响应；定时转码则由乡镇（街道）工作专班每月对辖区内家庭进行综合研判，根据研判结果落实相应举措。 “家和码”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中还涉及“最美家庭”“廉洁家庭”“文明家庭”等方面进行实际运用。 我们毫不怀疑“家和码”对建设“和谐社会”的设计初衷，以及对基层矛盾纾解、特困家庭救助以及非法事件苗头发现的正向价值。但是问题在于：当一个家庭的随便一件家事都被屏幕后的人“一屏掌握”，并定期根据你的家庭成员表现进行打分、赋码，那么，我们的生活本身的意义么？我们的私人家庭生活价值何在？这种“私人生活的变革”背后，是否意味着个体的彻底消失以及世俗生活的永逝？当我们在享受数字化带来的时代红利时，需要时刻防止被过剩的数字热量所灼伤，而这种风险往往带有规模性、制度性与不可逆转的特征。 值得玩味的是，为什么杭州的“一码知健”与苏州的“文明码”会遭遇搁浅，而“家和码”则可以成为一种数字化改革的创新呢？同样涉及到数字化对私人生活的干预，甚至“家和码”中涉及的“文明家庭”与“文明码”可能还存在类同的指标要素，它们两者之间是否有着本质的不同？卡尔·贝内迪卡特·弗雷的在《技术陷阱》一书中表示，“取代型技术的发展是否受阻，取决于谁会从中获利和政治权力的社会分布情况。”作为一种健康码的变种，“一码知健”与“文明码”不仅因为其在技术伦理层面失却了正当性与合法性，同时也因为推动主体的公共权力在与公共利益攸关主体的博弈过程中处于下风，从而最终导致项目搁浅。而“家和码”的家庭作为一个最小的社会治理单元，关系到一个社会的稳定与根本，在现行的行政权力分配体系中，其推动主体在权力分布上相比于受众而言无疑占据了更为优势或者说强势的位置。由此可见，数字技术对个体从肉身到精神上的攀升刻度，与公共部门在政府行政序列中的权力息息相关。 从“一码知健”、“文明码”到“家和码”可以看出，将社会需求与群体行为纳入一套数据指标模型来进行模式化治理，其本质是对流动、动态、不确定的社会问题的速度、频率、风险等进行了忽略，从而对现实问题进行了“减速化处理”——一方面，政策措施对社会问题的反馈被限定在数据模型的框架内；另一方面，社会问题的真实反馈被限定在给定的数值区间内。更多的棱角与不确定性被数据的利刃削平。同时，“减速化处理”的背后会出现一种“加速化倾向”——一旦在数据框架内发生偶然事件，就会即可反映在对个体的影响上。比如一个平时循规蹈矩的市民偶然一次闯红灯就可能迅速抹杀掉他在“文明码”体系内的以往印象。 数字化给予我们的信心与虚荣，让我们总希望用一套数据模型来驾驭和治理社会，但数字技术的“生物性”与“自我变异”导致对现实生活的侵蚀，从而由“数据治理”转向了“被数据治理”的边缘。 03.
对于中国而言，数字化的进程几乎是与城镇化、老龄化并行发展的。 数字化与城镇化的本质是同向行驶，数字化通过治理工具、平台和网络的部署，为县城甚至乡村输出了来自城市的网格化管理模式，并将使用“钉钉”、“微信公众号”、“微信群”等视为一种现代化治理的标志。但资源、资本以及劳动力的城乡不对称，也让数字化的创新成为一种漂浮在乡村表面的油星，看上去很靓丽，但只是薄薄的一层而已。 数字化与老龄化则是相向而行的关系，数字化代表向前进的、更年轻的、更快的、更新的，数字化的“反身性”使其成为一种具有主动性的力量，可以迅速吞噬和同化其他物种，在进化环境中不断自我迭代，形成螺旋式发展。但老龄化是向后退的、是缓慢的、怀旧的、更强调实用性的。因此，当健康码出现在老龄群体的面前，首先面临的问题是：什么是健康码？ 作为一个移动互联网用户突破10亿的社会，当出示健康码成为一种通行的强制性许可的时候，无人正常使用健康码的人就成为了一种异类，他们在地铁、公交、火车站等经受了来自司机和乘客的围观、不解以及嫌弃。因为当出示健康码成为一种新的生活制度的时候，拒绝出示的人即是违反制度的人，其必将受到某种惩罚。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司机因为老人乘客不愿意出示健康码，因此不愿开车，乘客因为老人没有健康码只好集体下车。而更令人遗憾的是，同为老人对无法出示健康码的老人的态度是：那没有你就不要出门。 在2020年的北方某城的一个火车站进站口，一位农民大包小包准备进站赶火车，由于没有出示健康码，工作人员阻止了他进站，并重复提醒“请出示您的健康码”，而这位农民的反应显得莫名其妙，他说“你们又没有发给我什么健康码，我怎么会有这个东西”（大意），几度试图闯过去。很显然，当数字化的列车已经在这个国家的大街小巷、山海湖河运行了30多年，而健康码也近乎变得人尽皆知的时候，总有人在时代列车接驳的夹缝里掉下去，他们的声音微弱到被列车的喧嚣所吞没，他们的无助甚至无法博取任何同情，有的只是对他无法顺利上车的嘲笑与厌弃。对于这位农民而言，凡是来自被要求、被强制、被管理的东西，他认为都有一个“给予”或“审批”的政府主体和过程，而健康码就是一个无需授予而需要自己主动申领的物体，在经受上个世纪的传统政府管理模式熏染的边缘群体，他们离开故乡在疫情期间赶一次火车的过程，其实就是一次努力攀上数字化列车的过程。 国家有关部门针对老人使用健康码的问题推出了智能适老设施建设的相关文件，随后各地政务App及小程序均上线了“大字版”或“语音版”的“尊老版”、“关怀版”健康码。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基于数字平台的健康码使用逻辑依然是建立在老人可以熟练使用智能手机的基础上。鉴于此，广州、上海都分别推出了老人通过自助服务机打印健康码的服务，用A4纸打印一次健康码可以使用180天，缓解老人的出行焦虑和困境。当然，也有城市专门开办老年人的学习班，以帮助老人适应数字治理的相关要求，比如如何使用政务App和健康码。 总之，不同群体如何使用健康码，正在成为一种社会公平的标尺。行业内的集体呼声是“数字化不要抛弃老人”，但似乎没有人真正想过：老人为什么需要数字化？社会治理需求为什么要以普及老人数字化为前提或者借口？当一位独居老人在经历了大半个世纪的颠簸之后，在最需要被理解、宽容、帮助以及最温良对待的时候，我们的社会告诉他：您要跟上数字化时代！这是否显得过于冷酷与残忍？ 或许，健康码以及健康码的颜色不只是其标签化与符号化背后的隐性暴力，更在于它已经嵌入了世俗化的审视标准与行为准则，就像结婚需要买车买房一样作为一种世俗生活的正当标准来要求每一个人，哪怕是一位历经沧桑颤颤巍巍的老人。因此，健康码的使用行为与群体关乎的并不止是社会公平的问题，而是关乎一个社会的道德与良知。 04.
当人们的日常生活被健康码的颜色所驯服的时候，人们也试图通过其他方式去驯服健康码。当健康码变成不可回避的生活议题时，围绕健康码的颜色、数据、排版、照片等都会成为一个问题和品评的焦点。 在浦东机场出口附近，除了部署有测温设备之外，还有几位身着蓝色防护服和橡胶手套的防疫工作人员，对经过的每一位旅客的手机健康码，他们会用手指去划拉一下屏幕，因为如果是实时的健康码，手指则不可以划动，而如果是来自相机的健康码照片，手指就可以顺利滑动，而伪造健康码是一种违法行为。为了解决防疫人员如何快速识别健康码的有效性问题，各地城市的方案各有不同，比如南方某城的方案是将时间的动态数字醒目显示到健康码的上方，而北方某城的方案是在健康码的周围填上一圈动态显耀的花边。 为了“反抗”健康码对自身生活的束缚与影响，相比于用截图、PS等“业务化”造假，健康码的“专业化”造假事件并非个案，杭州市作为中国第一个健康码的诞生地，也成为两起“山寨健康码”事件的发生地。 2021年1月10日，境外软件商城play
store上线了一款名为“健康码演示”的软件，使用者只要在软件上填写个人姓名、身份证号、省份地区等信息后，即可自由编辑健康码所呈现的信息，还能够设置绿色、黄色、红色等不同颜色。开源代码社区Github的记录则显示，该软件的初始版本于2020年5月上线，已进行十几次迭代更新，最后的一次更新时间在2020年底。在社交软件推特上，开发者留下的用户名“morrowind
xie”称曾用健康码的手机截屏图片蒙混过关。“morrowind
xie”的自述资料显示，其2001年毕业于杭州某知名高校的物理学专业，事发时在杭州某智能硬件企业担任程序员。2021年1月13日深夜，杭州市政府发布通告称，该软件开发者系今年41岁的解某某，已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2022年1月12日，杭州市西湖区警方通报查处了一起伪造健康码案件。根据通报，现年29岁的李某某制作了一个网站，其中页面能够显示高仿的杭州健康码。李某某伪造杭州健康码网站案发，源于浙江省互联网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中心接到网民举报。举报称，某网站含模拟杭州健康码页面，输入姓名即可显示高仿的杭州健康码页面，认为该网站存在破坏防疫、对人民群众安全造成危害的风险。李某某本人是杭州一家网络公司的工作人员，具有编程能力。他所制作的网页内容只是一张图片，模仿的是支付宝上的杭州健康码。对于作案动机，李某某表示一方面是为了生活方便，一方面是为了获得成就感。网站目前已关停，李某某已被公安机关控制。 “山寨文化”的底色其实就是无政府主义，“山寨文化”本身也是互联网亚文化的一部分。在不伤害公共利益与公共秩序的时候，“山寨文化”时常被视为一种挑战主流文化的孤勇行为，成为一种标榜、炫技与彰显自我的方式。特别对于被主流话语边缘化的“码农”程序员而言，当以文字影像信息为主的话语权被平台的“热搜”或“头条”所掌控，以及因为其工作特性、个人性格而无法实现顺利的发声与诉求伸张的时候，在以比特为核心生产要素的数字世界，他们则自以为已承担帮助边缘群体挑战主流走出困境以及“打造一个新世界”的历史责任，自拟为一个新的秩序与文明的“盗火者”角色，其实本身已成为一个与所有人为敌的完全的破坏者。但是，当他们将制造一个“山寨健康码”视为一个挣脱约束自由以及“数字枷锁”的时候，他们可能并未想到，他们所挑战的是整个社会治理体系与权力运行系统。一段“本应用仅以娱乐/演示/学习交流的目的开发，请勿当作实际内容在正式场合展示”的声明并不能成为免责的理由，因为防疫不是游戏。 当健康码充当一种驯服工具面向所有人的时候，它首先面对的掌握了数字技术的那部分人的“抵抗”，而当程序员希望凭借自己的一己之力“驯服”来自数字世界的健康码使它可以“自主变色”的时候，他面临是来自现实世界的权力机器的制服。 除了被“山寨”的风险，健康码作为一种数字治理的基础设施，其面对大规模、即时性、应急性的突发情况，也显现出其脆弱性。并且，作为一种国家治理的基础设施所潜藏在背后的巨大数据价值与利益，也开始成为有目的的攻击对象。2022年1月，西安暴发疫情，在大规模核酸检测与市内防控的过程中，“西安市民一码通”因为服务并发压力过大而多次崩溃。健康码的崩溃导致进入办公楼、出入小区、搭乘公交等均受到了影响。微博上流传的段子铺天盖地，有的照片显示一大群无数事事的人大白天在街道上一边闲逛一边刷手机，刚出小区准备上班的他们因为健康码的崩溃既进不去办公楼也回不了家。健康码本身作为一个使能社会治理的工具，而当管理失序的时候却遭遇了被治理对象“反噬”的命运。作为一种数字基础设施，健康码正在通过城市应急事件的治理权力转移，逐渐实现对建筑、交通等物理基础设施的运行行为影响。比如，相比于地铁线路的供电、买票或交通卡对你乘坐地铁出行的影响，在某些城市更重要的是你的健康码是否为绿码。 2022年5月，媒体报道了北京健康宝遭受了来自境外的网络攻击。由于北京健康宝保障团队进行及时有效应对，受攻击期间，健康宝相关服务未受影响。攻击者利用大量被入侵的网络设备，比如IoT设备、个人电脑、服务器等，向被攻击对象服务器发送海量的网络流量，影响其正常服务。也有网友认为，此次北京健康宝遭到的网络攻击不一定来自国外，也有可能是国内的黑客团队借助海外服务器带宽资源比较便宜的特点，用较低的成本发起网络攻击。而早在2020年底，就有网友反映在明星“代拍”群中出现了“2元打包70多位艺人健康宝照片”、“1000多位艺人身份证号仅售1元”等售卖信息。由此可见，当健康码最大限度地实时获取了国民的个人隐私信息，如果缺乏可靠的安全保障，那么，健康码不仅会成为一种以破坏公共秩序为目的的攻击对象，同时也会成为一种以“掘金”为目的的非法交易来源。而在“饭圈文化”的推波助澜下，那些包含了明星素养照片的健康码信息则成为一种稀缺资源，成为灰产交易的重灾区。 健康码不仅驯服个体行为，同时驯服现代化的物件、场所与空间。美国生物学家艾德华·威尔森认为人类真正面对的问题是：我们拥有旧石器时代的情感、中世纪的制度和宛若神明的技术。而健康码似乎在以一种后现代的方式，执行类似于中世纪的责罚。健康码不仅会在你突破预设规则后用弹窗或黄码对你进行“矫正”，同时就算你一动不动待在家里，它也可以用弹窗或黄码对你进行某种可能性的“预防”。健康码不仅在让普通人变成一种“高清无码”的人，同时也在让公众人物逐渐失去自己的“社交恒温层”与不被随意消费的私密感，就算贵为“国民老公”，也可能因为健康码的驯服而不得不每天下楼做核酸检测。 05.
《The
Platform Delusion: Who Wins and Who Loses in the Age of Tech
Titans》一书的作者通过分析谷歌、亚马逊、脸书（现为Meta）、Netflix等数字经济平台企业后指出，“赢者通吃”、“只有第一没有第二”等并非平台企业才具备的某种独特的“正当性”与“特异功能”，“卖一切”的亚马逊为什么做不好奢侈品生意、在线旅行平台为什么赚不到订机票业务的钱以及为什么Airbnb是一门比Uber更好的生意，这些都充分证明了数字化并未违背和彻底颠覆市场伦理、经济规律与商业逻辑。 但是，对于公众、用户以及每天在不同的数字平台上下单和支付的消费者而言，数字化似乎从一开始就给予了我们区别传统线下服务的某种承诺——数字化是快捷的、高效的、便宜的、平等的以及颠覆的。这种“误解”与“幻觉”让我们曾经一度将“互联网思维”视为一种“高人一等”可以“大变活人”的玄妙思维，将一切更快、更高、更强的东西视为每个人均会享受的数字化的馈赠。但是，也正如《Which
side of history：How technology is reshaping democracy and our
lives》一书所言，数字化可以将一切现实生活由复杂变得容易、由粗糙变得平滑、由摩擦变得无摩擦，但是，真实的生活就是由复杂、粗糙与摩擦构成的。数字化的承诺似乎越来越变得令人眩晕而不切实际，而每一个个体的真实生活对这种承诺也有着“不可承受之轻”。 抛开市场与商业，假如数字化对社会治理也有某种承诺，那应该是什么呢？从近几年来的中国数字政府建设的成效来看，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在社会治理、公共服务、市场监管方面的应用特征都被简洁地概括为——精准化、智能化、科学化、透明化、创新化……这些代表数字技术赋能的治理效率背后，作为个体是沉默的。曾经通过学校食堂通过饭卡使用情况来给贫困生充值的帮扶行为，通过智能电表和水表的使用量监测来作为关怀独居老人的基层服务，一度被作为大数据与治理服务结合产出社会公共价值的经典案例。 2021年10月30日，据@黑龙江发布
，鉴于黑河市爱辉区疫情形势较为严峻复杂，为进一步严格管控措施，从即日起，黑河市户籍居民的龙江健康码将统一变更为“黄码”，待本轮疫情形势稳定后统一重新赋码。可以说，自黑河开启的全国首个“统一黄码”先例，彻底打破了我们以往对数字技术介入治理的所有幻象。被数据与算法许以“精准”、“智能”承诺的健康码，最终成为一种批量化处理的数字工具。数字治理的本质与价值是“通过数据重塑权力流程，将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结合，以创新解决和从容应对城市问题与公众需求”。而通过“有形之手”对健康码的颜色“上下其手”，实则是用权力“重塑”了数据流程，用权力改变了数据流动的规律与航向。 “统一黄码”，作为一种与数字化的承诺与本能相违背的治理动作并未止步于黑河。黑河的健康码“统一黄码”是本质是以户籍地址为锚点的“刻舟求剑”，对所有持有黑河身份证的市内外居民进行“黄码”标识，而2022年1月的杭州对防范区具有感染风险人员开启的“临时橙码”则是以居住区域为锚点，但本质上即是认可了黑河这种更为“高效”与“安全”的“扫射式”、“拉网式”的治理手段。“统一黄码”背景下的健康码作为以“精准治理”闻名编织城市疫情防控之网的“数字之针”其实已成为了摧枯拉朽碾压式的“数字之轮”。其背后原因是，奥密克戎的传播速度已让常规的流调措施与健康码防控体系产生了严重的不适应甚至失效，而对握有平台、数据和算法的数字化团队而言，要实现既定的防控目标，无论对于黑河、杭州、上海以及未来的任何一座城市，“统一黄码”或可能是现有条件下的唯一选择。 不可否认的是，健康码“统一黄码”的背后即是数字化在行政目标与权力挤压下对自身已有承诺的背叛。而这种措施被常规化的后遗症是，未来城市的任何数据产品都可以根据城市治理的临时需求及权力意志被肆意干预，而失去了从数据映射的真相和意义本身去寻求解决之道。或许，将核酸检测结果、疫苗接种信息、通信行程卡等在健康码页面同时显示，算是一种努力，但是，只是在用户体验上的优化，而非在底层数据关系上进行改革——比如将核酸检测与疫苗接种数据全部合并进健康码进行一码显示，则并未解决核心问题。 健康码的码色其实已经在疫情防控领域衍生出“色彩政治”，除“统一黄码”之外，越来越多的省市开始在“红黄绿”三色之外寻找满足自身治理需求的色值。2021年5月3日，山东省卫健委“健康山东服务号”消息，打完疫苗，即可免费拥有“金色健康码”。将打疫苗视为一种健康码“等级”的解锁方式，“金色健康码”可视为后疫情时代健康码在“治理色彩美学”上的一次“漂移”，巧妙而有效地将治理的事件、要求与目标通过数字服务产品的设计思维在现行的用户体验框架下进行了“无损化”的处理。这里所指的“无损化”，即既没有在政府侧带来昂贵的整合成本，也没有在用户侧造成巨大的认知和适应成本。 “金色健康码”的本质，是将治理要求与数字化的产品设计、用户心理相结合，另辟蹊径地为处在含混不清、犹豫不决以及无清晰指引的治理行动面前，为用户提供一种选择参与推进集体免疫的理由。在健康码常规的红、黄、绿三色之外，“金色”实质上代表着一种数字治理的“增值空间”，是一种后疫情时期的治理延伸，是一种对用户参与感的激发。 “金色健康码”最先来自于网友的建议，一种声音认为，“金色健康码”的存在代表已经适应健康码对疫情期间出行行为进行制度化规训的人们，开始真正接受一种的新的生活仪式，并开始讨论“手铐的颜色”；另一种声音认为，将传统的治理需求与游戏化思维进行结合，以削除其带有命令强制性的不舒服的棱角，以数字服务体验设计修饰以人为本的温情，相比在你的健康码额头上刻上“已接种疫苗”五个大字显得更像是一种进步。
2022年4月18日，武汉某公司创始人李先生深夜23点后结束一天的工作准备回家，然后他发现自己的健康码已经变为“灰色”，这意味着如果明天早上他不去做核酸检测，明天他将无法进入自己的办公室。武汉市是2020国内疫情暴发的“震中”，2022年开始实行核酸检测“三天两检”，在规定时间内未做核酸检测的人员的健康码将自动转为“灰色”，核酸检测无异常后可申请恢复为“绿色”。与2022年4月的北京类似，每一个武汉人就像被算法之鞭撵着跟时间赛跑，核酸检测用的棉签就像一根输血的充电线，一旦在你喉管里捅一下就可以维持两天的正常生活。 健康码、棉签与核酸试剂组成了一个超现实的“元宇宙”——每一个行动自如、耳聪目明、红光满面的人，都迫切地希望用过一根棉签与一管试剂，在一个健康码建构的数字世界了证明自己是一个“正常人”。毫不夸张地说，自互联网诞生以降，数字化对人从肉身到精神的钳制，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轻逸”却又深入骨髓。 健康码“变色”的背后不只是一种在疫情形势变化下治理意志的体现，健康码正在由一种工具向平台转化，越来越多的治理需求开始基于健康码运行。从针对具有感染风险及密接人群的“统一黄码”，到针对未按要求进行核酸检测人群的“灰码”，健康码的治理口径似乎被并未得到满足的公共权力逐渐撑大。而当权力的惯性和“肌肉记忆”开始适应它、依赖它和离不开它，变得越来越臃肿、数据规模越来越庞大、不同利益主体交织越来越复杂的健康码会像泰国的健康码一样一声令下就可以即刻下线么？健康码作为在疫情肆虐时期我们打造的一艘穿越巨浪、拯救自我的数字方舟，是否最终会变成囚禁我们自身的牢笼？答案在风中飘。 与此同时，我们发现，当健康码的控制主体用一种具有“未来感”、“楚门式”的方式来面向社会推动治理升级的时候，而个体则只能通过一种低维的、“古早”的方式来寻求“松绑”与解脱。比如被“黄码”误伤后的“解码”问题，湖南某市就要求“黄码”人员将申请解码材料签字盖章扫描发送至指定邮箱，然后等待审批解码，而北京被弹窗的用户则需要亲自与线下部门进行交涉后方可解码。那么这种“赋码”与“解码”之间的“不对称关系”是如何产生的呢？隐藏在其背后的原因在于，“赋码”的过程是一套数据模型针对模糊的“大众”的集中式处置，这是一个“技术-治理”的“非责任前置”的动作；而“解码”则是回归到一对一的个体诉求，成为一个“治理-技术”的需要明确责任主体与对象的审查行为。那么，是否具有一种类似于健康码“赋码”过程那般简易的“解码”方式呢？很显然，就算真的有这种便捷、可靠的方式存在，但这也已经属于人性与阶级的讨论范畴。
数字化是否真正给予过我们承诺？《Marx
and Digital
Machines》一书中就不无遗憾地指出，“在我们与信息通信技术互动中存在着一个深刻的核心矛盾：即它在丰富我们的生活无数种可能性的同时，不可避免伴随着无法兑现其承诺，导致我们在全球、国家、地方、组织或个人层面都需艰难应对深刻的负面经验”。比如健康码曾经承诺我们的“自由”，以及我们不得不面对“黄码”、“灰码”、“弹窗”背后的窘境。 06.
在2021年9月的一次官方新闻发布的数据显示，健康码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的使用次数已经超过400亿人次。根据CNNIC发布的第49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21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10.32亿，其中即时通信的网民使用占比97.5%，用户规模10.07亿。那么，健康码作为率先兴起于微信与支付宝的数字应用，每一个持有智能手机的中国网民都可能使用了40次。因此，将健康码视为疫情防控下的数字治理之“蜜糖”应该毫不为过，这不仅体现在针对城市流动性的管控效果，也体现在策动社会经济相关领域的数字创新，比如场所码、企业码、货运码等形态的出现。 但是，在奥密克戎传播的不确定隐忧背后，密集的核酸检测与日趋严格的封控措施之下，健康码的“绿码”价值显然正在遭遇“区域性通胀”——即在疫情较为严重的城市，健康码已必须与核酸检测报告一起使用，在疫情形势较为平缓的城市，健康码才基本锚定“绿码”的本来价值。 相比于黑河的“统一黄码”，长沙地铁“查验疫苗接种记录”可以说再次提高了以健康码为基础的出行门槛。长沙地铁官方微博发布消息称，按照相关要求，（2021年）8月29日起长沙地铁在原有查验电子健康码基础上，将对所有进站乘客增加查验新冠病毒疫苗接种记录。未接种新冠病毒疫苗的乘客，须登记姓名、联系方式、身份证号码、家庭住址、未接种原因等信息后，方可进站乘车。虽然这项规定因为舆论哗然而被迅速撤下，但我们仍然可以感觉到，在以疫苗接种率作为构建城市疫情防控屏障首要指标的语境里，健康码已经相当于机场安检口那一道具有象征意义的布带隔离栏，它的作用在于构建大家愿意遵守的秩序，而最终通过那一道安检门仍然需要出示身份证件和机票。 在奥密克戎快速传播的防疫形势下，没有健康码是不可以的，但有也是不足够的。由于多地宣传的“一码展示”将通信行程卡、核酸检测报告、疫苗接种证明等集合到健康码界面，健康码正在成为一个平台，这个平台对于个体而言类似于一种口令和暗号，但却包含了政府与企业、中央与地方、商业与公益、通信、卫建、疾控等多个部门及利益主体。如果健康码只是一种基于数字技术与治理资源的投入，那么核酸检测报告、疫苗接种信息背后则包含了巨大的医护资源和社保投入。 由于疫情形势的变化，健康码似乎已不足以支撑起其诞生之初的社会治理价值与意义。24小时、48小时、72小时的核酸检测报告，通过更为直接的生物性证明，取代了健康码来自数据分析层面的模糊性判断，这也是健康码逐渐变成一种“鸡肋”的原因。此外，近三年以来，健康码所构建的用户体验与用户习惯，已逐渐成为一种疫情期间的制度化的安全依靠。但因为城市的流动性以及疫情外溢风险一直存在，人口流入地的主管部门已不再通过健康码来识别风险与调整政策，而是通过旅行的始发地址部署隔离和防控措施。也由此，为了有效应对疫情和提升城市流动性而诞生的健康码，其实已对流动特别是跨区域的流动不具备务实的意义。假若真如《商业价值》出版人刘湘明所言，健康码代表“’强信息人‘时代的到来”，那么，健康码之后，人与信息的关系将如何继续“变强”？ 现实正在向我们给出两种选择，其一为“场所码”，其二为“数据打通”。 当个人位置追踪的颗粒度只能定位到以城市为单位的通信行程卡已不足以满足疫情防控需求的时候，城市内部的场所码则可以直接定位到一个便利店，甚至一张餐桌。越来越细密的流调设施和措施的部署，让健康码的角色与价值被逐步消解。这种消解不仅体现在绿码黄码的间歇性跳动被习以为常，同时也体现在弹窗或黄码背后的日常化。曾经因为那种色彩政治可能产生的惊异、恐慌已经不复存在，黄码的黄色逐步在贴近它应有的定义。我们似乎破除了数字化的迷信，逐步接受了数字化的不可靠。同时，来自健康码黄码红码的“应激创伤心理障碍”也日趋平缓。 当我们在讨论健康码会不会因为疫情形势的变化被核酸检测数据、疫苗接种证明而淹没而成为一种数字治理的“鸡肋”的时候，而事实上“鸡肋”与否已经不取决于其在技术上的进化，而是取决于公共部门对社会治理的目标与需求。当疫情反复在不断缩小不同城市的治理能力与水平的差异，从上海到瑞丽，从北京到吉林，从杭州到合肥，以GDP、城市历史、市民文化、行政风貌等为依据，来寄托对一座城市在疫情防控方面的主观性认同与好感，似乎已毫无例外地需要看疫情数据的脸色。当数据为1时，自然可以莺莺燕燕春春大谈“温度”和“精准”，可以使用智能技术来展示我们对数字世界的驾驭能力。而当数据1的后面不断增加0的时候，没有人可以对数字化抱有不切实际的浪漫主义遐想，比如我们已不再信任健康码，转而信任72小时或48小时核酸检测报告。 2022年5月16日在北京举行的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上的消息称，“预计5月底，公交票务系统将与健康宝’打通‘，乘客刷卡或扫码乘车可实现自动同步校验”。“人脸识别+健康宝+票务系统”三位一体的数据融合模式，让公众对个人隐私数据的安全产生忧虑。而事实上，近年来数字政府发展的加快以及各地大数据、数据资源相关部门的渐次成立，“数据打通”的背后意味的是“跨部门的数据共享”，“数据打通”在民生服务、营商环境领域带来的“惊艳效果”也让人澎湃不已，比如杭州的“亲清在线”、佛山的“扶持通”等。“数据打通”几乎成为推动数据治理与数字政府改革的重要杠杆与抓手，从而来不及讨论“打通”之后的“深渊”是什么。 2018年，国内一家千亿互联网平台企业的CEO就曾表示，“数据打通需要谨慎，不能随便打通”。而与之相对应的另一家千亿互联网平台企业则采取了另一种策略，其战略投资最终目的都是实现“数据打通”、“账号互通”，以实现广告资源与分账的统一管理。近年来，陆续看到有人将“数据治理”比喻为“治水”，当我们打通小溪河流湖泊的时候，想到的都是平原绿洲鱼米之乡，想不到的是当洪水来袭的时候如何阻断灾难的蔓延。 回看杭州“一码知健”的非技术性搁浅，北京的健康码与公交系统打通无疑将是一个标志性事件，其不仅标志着我们承载于城市公共流动之上的世俗生活未来将无处遁形，同时也标志着健康码数据与医疗、教育、能源、房产等领域的打通，或许只差一种解释框架的合法性问题。 时间或许正在跟我们开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彼时，我们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用了近四十年的时间披荆斩棘筚路蓝缕，使每一个人挣脱了集体主义的牢笼，开始真正掌握自我、创造自我、奋斗自我，并拥有属于自我的私人生活。此刻，因为一场疫情中偶然出现的一枚小小的健康码、一种来自数字文明、市场资本与国家机器联合推动的数字化应用，在臣服于智能机器主导的治理背景下，成为了一条由数据、平台和算法编织而成、可以随时驱逐我们的私人生活重返集体主义的鞭子。 巫术是一种由神话色彩与超自然力量愿景所组成的对人或事物加以影响和控制的方术，“咒语”和“仪式”成为巫术的核心内容。巫术来源于一种古典的自然崇拜，但同时却蕴藏着一种“反自然”的精神。作为在科学精神匮乏的年代的民间个体与神灵进行交流的一种方式，巫术本身也成为一种传统农耕文化的一部分。城市化所裹挟而来的工业化、数字化以及市民精神，使来自乡野的巫术最终化为每年7月中元节的城市路口的一堆冥币烧成的灰烬。 在数字科技高速发展的当下，我们看似已经具备足够的信息、知识与智慧来掌握与驾驭这个世界的规律，但每年“双11”的电商商家戏谑性地热衷在公司设置神堂举行“拜马某”仪式，却体现了另一种来自远古的回味。但这与我们要提出的“数字巫术”无关。我们认为的是，当数字化与社会治理需求、情绪、经济、政治所相结合，并处在一种具有巨大的不确定性与不确定感的时期，某种普通人无法解释而又对之无比崇敬与服从的数字社会现象，我们称之为“数字巫术”。这种“数字巫术”给现实生活所施加的压力，并非来自某一个企业、某一个平台以及某一个机构，而是来自一种数字化的“反身性”——疫情塑造了健康码，而健康码也在塑造疫情以及疫情中的每一个个体与组织。 健康码的存在本身是一种由政府与公众共同建构的驱散病毒、判断风险的“数字巫术”，而赋码、扫码、亮码、转码等都是这种“数字巫术”的仪式内容。由于防疫形势的不确定、技术缺乏稳定性或者治理系统的参差不齐，无故的变黄码、弹窗以及“统一黄码”等其实已成为一种来自数字世界的惩罚。健康码的颜色所形成的色彩政治早已经重构了我们的身份、权利、行为和生活秩序
，所以才有本文开篇的“假红码”引起的恐慌，以及伪造“黄码”来骗取工资的行为。 越来越多的城市开始对健康码进行“升级”，从“多码合一”到颜色转变，到叠加其他入口，比如交通、医疗等凭证。在数字化的螺丝越拧越紧的时刻，所谓的健康码“升级”的意义正在变得含混与暧昧，它不仅意味着以疫情防控为核心的治理能力的上升，同时也意味着个体生活的某种下坠，比如某省在其他省市的健康码置入核酸检测报告信息的基础上，“升级”为“通过不同颜色区分距离上一次核酸检测时间，2天内、5天内、6-10天内分别对应不同的颜色显示。一旦居民距离上一次核酸检测结果超出10天，该按钮将一律显示为灰色，并提示’无结果‘”。是的，健康码也许正在成为一种倒计时的闹钟。正如皮埃罗·斯加鲁菲所言，“我不知道是技术驱动人工智能的发展，还是摆脱承担道德责任的想法促使人类采用新技术。我认为社会追求的是最小化我们责任的技术，而不是最大化提高效率的技术，也不是最大化我们责任的技术”。这，或许才是“层层加码”之下却并无为社会运行注入流动性的根本原因。 在电影《楚门的世界》里，当楚门清晰知道自己的处境，以为凭着自己的毅力、运气与智慧就可以逃脱被支配的命运，当他历经千辛万苦，终于驾着帆船在晴空万里的海面驶向斐济去寻找曾经的初恋的时候，“轰”的一声，他的船撞上了与蓝天白云同色的水泥墙——看似海阔天空，但其实是涂满了“蓝天白云”油彩的“墙”。数字化之于我们的现实，或许越来越近乎这样的存在。 （完） ------------------------------------------- ○ 参考资料
1、光明网：湖南一男子自制“红码”！严惩！
○ 参考图书&文献
1、《技术的真相》，[加拿大]厄休拉·M. 富兰克林
2、《技术陷阱》，[瑞典] 卡尔·贝内迪克特·弗雷
3、《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美]尼尔·波斯曼
4、《技术与文明》，张笑宇
5、《国家的计算》，西闪
6、《智能的本质：人工智能与机器人领域的64个大问题》，皮埃罗·斯加鲁菲
7、《人工智能与“人的政治”重生》，任剑涛
8、《流动社会中数字治理的优势、风险与完善》，向玉琼
9、《健康码是个被忽视的奇点事件》，刘湘明
10、《健康码弹窗——算法是否过度“决策”了我们的生活？》，赵宏
11、《健康码、数字身份与认证基础设施的兴起》，胡凌
12、《The Platform Delusion: Who Wins and Who Loses in the Age of Tech Titans》， Jonathan A. Knee
13、《Which Side of History：How technology is reshaping democracy and our lives》，James P. Steyer
14、《Marx and Digital Machines：Alienation，Technology，Capitalism》，Mike Healy
15、《Bit Tyrants：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Silicon Valley》，Rob Lar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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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条评论:
脑洞清奇，怀疑有妄想症。建议随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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