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云迪的隐私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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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舟 | 26 October 2021

李云迪

10月21日晚20:44，据北京朝阳警情通报，李某迪（男，39岁）因嫖娼被抓。虽然这里并未曝光全名，但很快各大媒体就都纷纷证实：这位事主就是著名钢琴家李云迪。

实际上，“平安北京”也在第一时间暗示了这一身份：

很快，这事就发酵成一个公共事件，各种评说腾于众口。有人感叹演艺明星“堕落起来没底线”；有人怀疑是设局，为何刚巧在这风口浪尖之际；还有人认为不管真相如何，嫖娼绝不是“风流”，而是对女性不可容忍的侮辱，必须封杀。

由于通报说这是根据“群众举报”抓获的，也再一次激起了对神秘的“朝阳群众”的种种议论、猜测和界定。有一个小道消息说，其实这次只是那位应召女郎在群里和小姐妹得瑟，未料小姐妹心生嫉妒，转手就把这事捅出去了。虽然难以验证，但在逻辑上倒也说得通。

李云迪没有结婚，也没有恋爱，这意味着他没有在道德上可接受的稳定性伴侣，但需求却不会无缘无故地没有。他为什么采取这样的解决方式，这暂时无从得知，但不管怎样，经此一事，他的演艺生涯大概率是完了——他又不是刘强东，本来像他这样的偶像人设，名声不仅是最大的资产，甚至可能是唯一真正的资产。

据网易娱乐援引知情人士爆料，李云迪嫖娼被抓其实已经不是第一回了，今年上半年就已经被抓了一次，但并未流传开来。如果是这样，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这一次要公开通报？当然这也可能是觉得重犯更恶劣，又或这些传言未必属实，但关键在于，一个人犯了错，就没有隐私权了吗？

嫖娼行为当然有问题，但普通人这样，依照法律就处以罚款或拘留，即便是刑事案件，个人隐私都可以申请不公开隐私，而李云迪这次都谈不上犯罪，只是一个行政处罚案件。

看到“拙棘”在豆瓣上也质疑这类案件中，社会危害性与当事人承担后果之间是否符合比例原则：

现在动辄对一句话，一个照片，一个广告祭出杀刀，一概全行业抵制、除名，媒体下场点名痛批，这里是否存在问题？和朋友讨论，朋友说法律是手段，价值是其目的。当这个目的不可质疑、不可讨论时，手段其实也不再有意义。

在这一问题上，自有更专业的法学界人士探讨界定，我感兴趣的是一种社会心态：中国人似乎认为隐私权是因人而异的，换言之，像李云迪这样的公众人物不享有普通人的那种隐私权。

舞台上的李云迪

在传统熟人社会里是没有隐私可言的，每个人都生活在他人的眼皮底下，不可避免地都会成为他人议论的对象。社会人类学家Max Gluckman在《闲话与丑闻》（1963）中曾提出一个著名的观点：闲话能积极维护村庄的价值观。他说：“如果一个社会群体越排外，它内部成员之间越相互讲闲话和流言，且就越不厌其烦地重复讲闲话。”

当有人做出什么让村民们难以接受的出格之举时，是没人会在意其隐私权的。薛亚利在《村庄里的闲话》一书中指出，乡民们一般对未婚女性的道德品行有很严格的要求，如果在婚前滥交男友，会在村里掀起轩然大波，“她们将会遭到最严厉的指责和排斥，她们在以后的生活中将会领悟到来自村庄内和外的双重惩罚，这类女孩将会遭到排斥和孤立”，因为，

她不顾及父母、家庭和邻居们的声誉和感受，这是对村庄价值观的巨大挑战，性行为及可能的交往混乱是对村庄人们之间交往秩序的破坏，闲话的盛传就是人们对她的行为的高度警惕，排斥到村庄人们社会活动空间之外，这是闲话对她最大的惩罚。

不仅如此，薛亚利还注意到一个耐人寻味的地方：“亲属闲话表现出掩盖消极事实的特点，非亲属闲话表现出揭露消极事实的特点。”

这一点，中国人也都无师自通，所谓“家丑不可外扬”，对亲近的人，你会帮他掩盖；但对不熟的人，则更乐于在背地里飞短流长，就像有人开玩笑说的，本来“朋友之间的乐趣之一，就是可以聚在一起讲别人坏话”。

这些年来，随着中国社会快速城市化，巨量的人口被推挤着与无数陌生人展开互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意识到“隐私权”的重要性。尤其是年轻一代，当他们的上司仍根据原先那一套理念说“没什么亏心事，为什么怕人知道”时，他们的回答则会是：“就算没什么不光彩，那也是我的事，犯不着让你知道。”

自新冠疫情以来，尽管各地都发生了许多侵犯确诊病人隐私权的事例，但至少总体而言，人们对此是越来越谨慎，明确意识到不应随便公开其个人信息，以免对其生活造成巨大困扰，流调中不披露患者姓名、性别等的做法则受到广泛赞赏。在长沙货拉拉跳车事件、西安地铁事件中，很多人也强烈要求对女事主的脸部等处打码，尽可能地保护其个人隐私，免受二次传播带来的伤害。

不过，更进一步细辨，你就会意识到：很多人之所以支持上述这些人的隐私权，是因为觉得这些事主“没做错什么”，但如果是像李云迪这样，不仅做错了事，且冒犯了大众的道德观，人们就很难理解为什么还要保护他的隐私权——此时的呼声已变成：“这种人，就该曝光他！”

这样，隐私权不是一种人人都能有的基本权利，而是“好人可以有，坏人不能有”。至于究竟如何判断“好人”还是“坏人”，仍然是基于公认的社会道德观。不仅如此，在这样的理念下，“通报批评”也不是在公布一个事实，而实际上被潜在地看作是一种社会制裁，以此重申被当事人的行为所威胁、玷污的公共道德。

不仅对“好人”和“坏人”有所不同，对公众人物的道德要求也更严格。我也有女性朋友觉得他活该，因为李云迪这些年走娱乐化路线，而这就是当偶像的代价：“李云迪要是好好当钢琴家，也不会因此进入清朗行动的射程，甚至应召女郎也不会认识他。”

在她看来，这都很正常，要怪只怪李云迪的人设本身与这种道德行为无法兼容：“其实很好了，我国偶像只是不许嫖娼。日本偶像不许谈恋爱的——AKB48小姑娘偷着谈恋爱，被粉丝发现了是要下跪谢罪，永不录用的。在公共道德这件事上，大众可以原谅天才，但不可能原谅偶像这种走共情路线的角色。”

确实，好莱坞也曾约束明星的行为不要过分张扬，以免冒犯公众，但这里面的本质区别在于：国外的这些做法，是属于观众作为消费者的自发抵制行为，和明星本身是否享有隐私权乃是两回事。

在公众人物的道德观上，国人一贯采取更严格的标准。在为这种做法辩护时，最常听到的说法是：“权利和义务对等。他们轻而易举获得了那么多名利，还不都是大众捧起来的？既然成了大人物，就应当承担大人物相应更大的社会责任。”

我承认，这一套说法的确深入人心，对无数人来说也极具说服力，我并不打算与之辩驳，在此只想指出一点：“权利和义务对等”这一话语中所说的“权利”，其实并不是每个人“依法享有的权益”这一通常理解的现代含义，恰是这一现代概念传入之前的传统内涵，那就是“权势和货财”——如果你去查《辞源》，就会发现古汉语中历来就只有这一个意思，这里的“权利”其实是一种特权。

这样，你就理解这些话所隐含的逻辑了：大人物享受了比普通人更多的特权，那么公平起见，他们也要承担更多社会义务。尽管这看起来像是现代的权利话语，但其实是一种基于特殊公平观念的道德感，从而也就否定了像隐私权这样的基本权利是人所共有、没有差别的。与此同时，这也让很多人自感更安全，因为自己不会成为那样的大人物，类似的命运也就不会降临到自己头上。

老实说，我并不在意李云迪个人的命运如何，他当然也需要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但一个人犯了一点错就万劫不得复生，我怀疑这就不只是他一个人的事了。多年后回望，也许我们只会觉得这不过是“茶杯里的风波”，不过，由此折射出来的社会心态则可以提醒我们：在像隐私权这样的现代权利问题上，无数中国人的理解仍保留着深厚的传统基底，尚未做好准备迎接那些全新的陌生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