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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代的科技产业得益于原子化的社会 — — 正是冠状病毒以夸大的形式所带来的那种东西
【按】这篇文章的思考很重要。尤其是对于互联网经济最大受益人之一的国家社会来说，如中国，这是关于它如何正在瓦解社会的提醒。人们还能重新组织起来吗？这取决于有多少人认识到这点。
随着日常生活的范围缩小到一所房子或公寓的大小，对我们许多人来说，冠状病毒正在提高我们对空间的认识 —— 不论是公共空间还是私人空间。
社会距离让人们不得不估算出人行道上或杂货店里人与人之间相隔的英尺和英寸，并统计出一天中与我们互动过的任何人。在家里，电影会让人怀念它们所描述的那些平凡的、现在已经被禁止的仪式：握手、挤进电梯、在拥挤的餐厅用餐 …… 人口密度这个概念突然变成了每个人都能看到的相关指标，而不仅仅是城市规划者。
这种对空间的新的敏感性与冠状病毒之前出现的那种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那种态度认为空间是一套恼人的限制，可以通过数字技术来克服。
最近，一位看起来很普通的科技行业思想领袖的一条垃圾营销推文也许说得最清楚：技术可以 “把真实世界变成一个可点击、可搜索、充满数据的体验”。
从这个角度来看，物理世界似乎是一个繁琐的、受地理限制的界面，而互联网可以简化这个界面，让聊天、购物、银行业务、与朋友分享照片等活动变得更加方便，对于科技公司本身来说，随着空间不再限制规模，他们就可以获得更多利润。
与此同时，人们的现实感和代理感也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这些 “实惠”。当每一个值得解决的问题从根本上说都是信息问题时，人们开始觉得好像任何值得做的事都应该有一个应用程序。
从某种程度上说，这场疫情是科技行业试图建立的特殊乌托邦的理想概念验证。社交疏离政策发挥了数字技术立竿见影的优势：无处不在、卫生地接触他人，最大限度地提供便利，广泛的消费者选择，以及低成本的无尽娱乐 …… 当冠状病毒使无数全球系统陷入瘫痪时，互联网却一直在工作，英勇地填补了空白。一些长期批评科技行业的人，在过去十年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在抱怨它的毒性，而现在他们似乎已经准备好承认这里有 “一线希望”，如果不是直接赞扬的话。
在美国流感大流行的时候，佐治亚理工学院教授 Ian Bogost 甚至表示，我们早已生活在事实上的隔离区中了，声称 “任何人可能最不担心的事就是在家无聊” —— 这种说法似乎已经过时了。
他提出的理由是，在过去的十年里，远程工作和教育、电商、送餐应用、消息渠道、社交媒体平台、和流媒体娱乐服务已经逐一消除了人们离开家的理由。
2019年，博主 Venkatesh Rao 就注意到了这样一种现象，他将其称为 “居家舒适”，这是一种态度和审美，“力图控制在一个小的、封闭的已知环境中，而不是在一个大的、开放性的未知环境中”。当疫情来临时，这种居家舒适似乎已经完全成熟了。许多必要的基础设施已经到位。科技公司建立并坚持不懈地试图说服人们 “想要的世界正在等着你”，他们早就准备好了全面接管你的一切。这是面向消费者的灾难资本主义行动。
【注：什么是灾难资本主义 ——
“像以前的任何危机一样，这场危机同样很可能是向社会上最富有的利益（包括对我们当前的脆弱性负有最大责任的那些利益）提供援助的催化剂。” —— Naomi Klein，记者、激进主义者和《Shock Doctrine》的作者
灾难资本主义和常规资本主义有什么区别？可以说区别不大。在应对全球病毒大流行之前，资本主义就引发了许多危机 —— 住房崩溃、气候变化、数百万没有医疗保健的人，仅举几例 —— 只有寡头公司通过出售他们声称的 “解决方案” 获利了丰厚的利润。
Naomi Klein 创造了 “灾难资本主义’’ 一词，专门指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者利用大型危机事件将公共产品和服务私有化的方式，这通常会使不平等现象成倍增加。考虑新奥尔良卡特里娜飓风之后大规模的学校特许化，这导致了两层教育体系，或者在玛丽亚飓风之后波多黎各的电力系统私有化，这可能导致更高的使用率。
在自然灾害、战争或经济危机中，人们不得不倾向于专注于自己的基本生存问题，这使得部署那些通常在正常情况下无法实现的极端解决方案，变得更加容易。
如果其他国家的例子难以理解，请考虑中国的健康码、微信小程序人口普查（没有安装微信的人将无法填写表格）等等。】
但与其说是证明 “只要有网络连接几乎一切皆有可能”，倒不如说是在呼吁人们关注数字技术无法做到的事。
当考虑严格意义上的生活方式选择时，人们更容易认为居家舒适的、在线优先的生活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可取的。很多人直到疫情封锁后才发现，物理世界有多少东西是我们因习以为常而忽视掉的。没有可以进行诸如工作和锻炼之类的不同活动的独特场所，加之由于新闻周期的加速和轰炸，人们正在失去时间感和空间感。
空间变化有助于构建日常生活的节奏，如果没有上下班、与朋友聚会、外出办事所强加的结构，日子就会模糊在一起，时间安排也开始变得随意。
虽然目前将人们与更广泛的现实联系起来的屏幕、浏览器标签页和应用界面可以满足一些需求，但是，它们也施加了自己的特殊限制。
在最近一篇关于数字工具中空间逻辑需求的文章中，John Palmer 写道：“消息应用是一堆气泡。视频通话是静态矩形内的面孔。在这些应用里面，用户的自由度只有这么多，这使得它们使用起来很简单。但这种简单性也剥夺了人们在人际互动中的很多自由度。你可以输入任何信息，但输入信息就是你能做的一切。” 相比之下，物理空间并没有针对任何特定类型的互动进行优化，为人的存在所实现的非语言功能提供了余地。
纯粹的经济交流可以在保真度损失最小的情况下迁移到屏幕互动，但事实证明，没有物理空间质感的邂逅是很难维持的。
人们用于互动的大多数应用，只是将信息成分从社交接触的场景中解脱出来。在普通情况下，这已经足够了，当时的消息和视频会议应用只是对人际交流的补充；但是现在，人们才发现，它无法替代物理空间中的互动所能提供的丰富性和深度。
例如，可以考虑视频会议平台Zoom。在隔离的头几周，它作为一个灵活（尽管很不安全）的工具迅速流行，用于进行无法再面对面的互动，快速扩展到其既定的商务会议领域之外，以适应从欢乐时光到晚餐聚会再到亲密约会的各种人际关系。
但 Zoom 并没有像 Slack 这样的应用为相邻的活动提供支持，而是完全取代了这些活动。换句话说，用户体验到的 Zoom 更多的是一种僵化的虚拟现实形式，而不是增强的形式，因为感觉现在可供增强的屏下现实很少。
Zoom 没有像视频游戏和社交媒体那样，通过增加信息层或创造在物理空间中不可能实现的动态来支持更强大的人际互动形式，相反，它只是在等待生活回归 “正常” 的过程中，在二维空间中模拟人与人之间的互动。
通过 Zoom 复制的现场，感觉与其说是便捷的替代品，不如说是低劣的、有时是乏味的模拟。在这里，人们没有在聚会、音乐会甚至普通会议上体验到的那种完全感官沉浸感，而是在浏览器标签页或应用程序中进行平面化的表述，与同屏传递的其他 “内容” 竞争。
这已经是互联网的感性逻辑：一个非空间、非时空的宇宙，在这个宇宙中，无论你愿不愿意，都会觉得一切都已经可以被工具性使用。在疫情封锁之前，这可以表现为对信息的控制。
不难想象，像 Zoom 或亚马逊这样的公司希望这种隔离永远持续下去，考虑到社交疏离与他们的商业模式是多么的吻合。
在纽约时报最近的报道中，该报的一些科技记者预测，这场危机将让科技行业巩固了其主导地位，加强其对人们日常生活的影响：“随着人们被告知在家工作，远离他人，这场疫情加深了人们对科技行业巨头公司服务的依赖，同时也加速了原本对这些公司有利的趋势。”
但是，在全球噩梦的背景下茁壮成长并不同于展示更普遍的效用或社会效益。流行病疫情除了对生病的人造成直接后果外，还会加剧恐惧、偏执、孤立、排外、经济脆弱和抑郁。如果某些科技公司很好地补充了这样一个世界，我们应该问为什么。
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当代科技行业受益于原子化的社会 —— 冠状病毒以夸张的形式带来的那种状况。在讨论 Airbnb 时，Rob Horning 写道：“人们发现彼此间无法相处，无法沟通，无法解决问题，这符合那些平台的利益。这加强了人们对第三方调解人的需求。”
在流行病中，这些长期以来的倾向只会被放大。
个人成为他人生命的字面上的威胁，让数字平台强化了他们自己作为调解人的角色，进而甚至鼓励用户放纵他们对彼此的工具性利用。这些平台已经预设了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关系基本上是交易性的，如果没有监控和集中化的强行评级计划，信任即使不是不可能的，也是很困难的。
【注：考虑中国的 “社会信用评分”。当您在诸如 “闲鱼” 等平台上购物时，您是否会不由自主地参考卖家的信用评分？使用Uber的时候呢，何尝不是如此？但您有没考虑过这些评分是如何得来的？】
传统的基于地理位置的社区的团结以及它们所培养的互惠关系已经被排除在外。目前，这种玩世不恭的愿景正在从疫情的封锁中获得额外的支持。
在后冠状病毒的世界里，公共空间潜在的荒诞未来已经变得非常明显。除了证明大规模远程工作的可行性 —— 从而消除了许多使工作更容易忍受的非结构性互动和关系 —— 之外，这场大流行还很可能会加强民众对更具侵入性的监控形式的支持，以根据健康或免疫状态调节公共空间的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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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公司已经促进了这种趋势。如果说这些公司的产品之前已经鼓励了一种工具化的互动模式，那么，它们现在提供的基础设施正在巩固它，破坏公共空间在允许其他类型的人类接触方面的关键作用。
尽管加密消息和其他混淆机制已经兴起，但是屏幕上发生的事永远都更容易被监控。当一项活动以软件为媒介时，它本身就变得不那么私密和匿名。
例如，Zoom 通话可以被主机录音，使教师和白领工人都受到更多的监视，使他们更加脆弱。同样，一般来说，远程工作更容易被雇主彻底监控，以至于软件可以跟踪一个人的每一次击键。
亚马逊的各种服务在从大流行中获得的好处比几乎任何其他公司都要多。Anton Jäger 在预测一个潜在的疫情后的荒诞症时写道：“如果没有大规模的刺激计划，疫情将消灭大部分小规模的服务行业，从理发师到美甲沙龙，从网吧到专业咖啡吧。唯一屹立不倒的公司将是亚马逊那种大型连锁店，它们现在主宰着一个重新调整的旨在提供所谓的 ‘必需品’ 的次级经济。”
在汹涌澎湃的平等需求下，亚马逊的工人组织了罢工，抗议公司对自身健康和安全的忽视，促使亚马逊报复性地解雇了这场罢工的组织者。
在某种程度上，这些劳工斗争是同时争夺空间斗争的产物。亚马逊在消费者和商品之间提供了一个看似无缝的界面，隐藏了它的物理供应链和为其提供动力的工人，从而制造了一种错觉，即 它所销售的产品 “来自互联网本身”。
与其他重塑各种可能性领域的应用一样，亚马逊试图重塑消费者与物质商品世界的关系，让人错误的觉得公司无法满足的任何需求都不是真实的。
同时，亚马逊掩盖了服务客户所需的人力成本，鼓励一般科技平台所促成的人际交易。通过在大流行期间向亚马逊下单，富裕的消费者可以将在外的风险转移到必须履行和交付这些订单的工人身上。
【注：还记得流行中国网络的关于快递员困境的文章吗？】
在隔离之后，如果您希望避免满足于一种原子化的、非语境化的生活 —— 在这种生活中，人的主要身份只是消费者或用户，这种身份使我们彼此孤立，甚至相互对立 —— 那么您最终将不得不找到一种安全的方式回到公共空间。整个城市和国家在室内呆了几个月后走出冬眠的文化惯性将是深刻的，但人们不应该把自己在隔离期间维系生存的模式解释为这种生存似乎是可取的或可永久化的证据。
在《如何无所事事》一书中，Jenny Odell 雄辩地说明了物理场所作为非交易性人际关系的重要性。举个例子，她描述了对许多人来说，公共交通是 “最后一个非交易性空间，在这个空间里，我们经常和各种不同的陌生人挤在一起，他们都因为不同的原因有不同的目的地”。
她接着总结了 Louis Althusser 的论点，即 真正的社会只有在空间限制下才能出现，在这种环境下，个人生活在有界的近距离内，而不会轻易分散。在这样的环境中，个人别无选择，只能彼此反复相遇，并在比这些关系所承诺的交换价值更坚实的基础上建立持久的联系。
这代表了一种完全不同的逻辑，与一个应用程序的逻辑是完全不同的逻辑，Althusser 写道，人们必须 “被迫拥有持续的相遇：被一种比他们更优越的力量所强迫”。
这种被迫的相遇，与支配商业互联网的所谓无摩擦的便利性风气完全相悖，尤其是在隔离状况之下。在网上，人们不需要占据任何特定的地方，更不需要反复访问 —— 在一个由不断变化的信息源组成的环境中，我们经常无法回到同一个地方，即使我们想去。
隔离结束后，许多商店、工作、人员甚至机构都不会回来了。巨大的经济和情感痛苦将不公正地分布在广大的人口中。
城市将不再是记忆中的模样。但这并不意味着您必须将自己屈从于一个扁平化的和完全消费化的监控社会，在这个社会中，数字平台继续将我们彼此分开。
后疫情时代的过渡至少将作为一个机会，评估我们目前可点击、可搜索的现实中缺乏什么，一旦我们有能力，就会找到新的方法来填补外面的这些空白。
人们仍将需要深度、自由和具体的存在，而这些只有在一个拥有健康的、功能充分的和无障碍的公共空间的物理世界中才能完全实现，即使可能仍然依靠互联网来帮助使用它。
互联网从来就不是为了成为一个自足的空间 —— 它是一个被增强的现实，并不是虚拟的现实 —— 人类不可能完全生活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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