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权暴政之可恶，倒不一定在其幽禁杀戮。专制政体之下也常有这类现象。极权暴政最可恶之处，在从根本上剥夺大家明辨是非真假之自由。而明辨是非真假的基本方法，端在求证。但是，极权统治者根本不许你求证。求证之事，须由他代办。总而言之，说也由他，证明也由他。你只有听的分。他们借着罩下铁幕，只让你知道他们认为他们在政治方面有利的那些事物。他们因政治需要来替大家重新安排一个知识世界。你终生受知识的禁锢。
——殷海光
二月的中国言论可以说是殷海光先生这段话的一个生动注脚：从封锁消息、到大规模封号删帖、到中宣部派出300个记者到武汉、到各种穿帮的官媒报道、到利用女性身体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到急不可耐高声唱赞歌歌颂战疫的伟大胜利，官方的消息一如既往地像一本拙劣的剧本，漏洞百出地上演，试图抹杀掩盖着一切真相。如索尔仁尼琴所说：我们知道他们在说谎，他们也知道自己是说谎，他们也知道我们知道他们在说谎，我们也知道他们知道我们知道他们说谎，但是他们依然在说谎。
然而，二月，也是一个愤怒的二月，一个高呼言论自由的二月，一个要求真相、明辨是非的二月。随着武汉疫情中一个一个让人摧肝裂肺、肝肠寸断的故事传出，尤其是吹哨人李文亮医生的去世，中国民众的愤怒也到达一个高潮：“我们要言论自由”的呼声在网络上此起彼伏，要求要自由要真相的民众甚至走上街头举牌。在病毒肆虐的二月，中国民众在疫情之外展开了另一场战事，一场争取明辨是非真假之自由的战事。
一 微信再现大规模封号
在李文亮医生去世后，诗人余秀华写下诗句：
且安息！
没有比“以言获罪”更厉害的病毒
没有比黑白不分更丑陋的人间
在新冠状病毒肆虐时候，“以言获罪”的病毒也愈演愈烈，据网友统计，从1月1日到2月26日，肺炎事件相关因言获罪案例多达399例，从最初的李文亮等八人到最近“被失踪”的民间记者陈秋实、李泽华，这些公民或是在自己的朋友圈、或是在微信群、或是在网络上说了一两句真话，或是播放了一些视频，便受到训诫、拘留、罚款、强制隔离，甚至逮捕、被失踪的惩罚。
2月4日，许章润教授《愤怒的人民已不再恐惧》在网络热传，许教授在文中愤怒谴责：
原因则在于当轴上下，起则钳口而瞒骗，继则诿责却邀功，眼睁睁错过防治窗口。垄断一切、定于一尊的“组织性失序”和只对上负责的“制度性无能”，特别是孜孜于“保江山”的一己之私而置亿万国民于水火的政体“道德性败坏”，致使人祸大于天灾，在将政体的德性窳败暴露无遗之际，抖露了前所未有的体制性虚弱。至此，人祸之灾，于当今中国伦理、政治、社会与经济，甚于一场全面战争。再说一遍，甚于一场全面战争。此可谓外寇未逞其志，而家贼先祸其国。老美或有打击中国经济之思，不料当轴急先锋也。尤其是疫疠猖獗当口，所谓“亲自”云云，心口不一，无耻之尤，更令国人愤慨，民心丧尽。
是的，国民的愤怒已如火山喷发，而愤怒的人民将不再恐惧。
不久，因批评防疫，许章润教授被软禁。（批评官方应对疫情不利 清华许章润遭软禁）
随着许教授文章热传的而来的是，微信再现大规模封号。许多微信群和微信公号以“恶意传播谣言”被封杀，微博上出现一个热门话题：“微信封号”，许多网民聚集话题下，诉苦喊冤，讲述了最近自己在突然被封号后的惨重损失，以及失去微信带来的不便与屈辱：
从我炸号开始到能够（暂时）使用微信，已经过去半个多月了，不可思议的是它给我带来了如此多的摩擦。失去联系人、失去大量生活记录只是个开始，随之而来的时间、精力的消耗简直令人心力交瘁。更多的创伤体验则来自于普遍意义上傲慢的权力为所欲为却不付出任何代价，以至于更多人不得不将自己宝贵的生命一遍遍投入这荒诞程序中的屈辱感。（米米炸号记）
2月13日，有新浪微博网友鉴于微博审查环境的日益严苛，创造性地在发消息时使用了摩斯电码以尝试躲避审查，阅读者需要将电码复制粘贴到在线的页面来进行内容解码，乃至网友调侃：原来所谓的可防可控，并不是指病毒，而是指我们：就在李文亮去世之后的几天，一位女护士在网上说缺防护物资，被迫承认是造谣。
二 “我们要言论自由”
2月6日，武汉市中心医院李文亮医生去世。作为此次疫情的吹哨人之一，李文亮医生的突然去世，在民众激起激烈的反响，自发组织各种活动来纪念李文亮医生，同时也表达对当局的不满，提出政治诉求。他们或是提出倡议书；或是用行动表示；或是发表明明知道会被立即删除的文章；或是在自己的社交网络用图片文字来表达。但这些倡议书、纪念文章以及图片，很快被审查部门迅速删除。舆论迅速发酵，从纪念李文亮医生，要求武汉市政府道歉，演变为呼吁废止限制言论自由的恶法，发起全社会讲真话运动。
CDT为此特别做了一个纪念李文亮医生的档案CDS档案 | 言论自由从今天开始——中国民众纪念李文亮医生（持续更新），记录了中国民众的诉求，在其中一封倡议书中，他们写到：
这一切都是放弃自由、压制言论的代价，中国模式正在沦为泡沫。直至今日，当局防民之口仍重于防疫，最高法和行政机关以谮越宪法的法外方式实行未经宣布的紧急状态，以防疫为借口非法中止宪法的公民权利，包括言论自由、迁徙自由和私有财产的权利等等。
在网络上，有网民自发在微博上发起了#我们要言论自由#的话题，纷纷表达要求言论自由、放开信息审查与管控、反对因言获罪的诉求，然而截至目前为止，此微博话题已被删除，网友们迅速开辟了另一个话题#我们要求言论自由#继续发声。（我们要言论自由！）这些话题不久便被封杀。
在网易云音乐上，不少网民在《义勇军进行曲》下面留言：“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接着在网易云音乐下的评论出现大量水军，用八荣八耻刷屏。随后评论被关闭。（ 网易云音乐中“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对抗“八荣八耻”)
李文亮的去世，在中国大陆网络上掀起了舆论海啸，同时也撼动了海外华人的心，在纽约、旧金山、洛杉矶、芝加哥、墨尔本、柏林、巴黎等众多海外大城市的华人自发组织了李文亮的悼念会，呼吁言论自由：
如果这么多的死亡和眼泪都无法推动国家的进步，如果仍带着侥幸心理纵容这个落后的体制和反动的执政者苟延残喘，下一次再走到这历史的关口，又要付出多大的代价？（米米亚娜：我们的失去必须是无可挽回的 | 纪念李文亮）
在大街上，有年轻人开始举牌呼唤言论自由；在网络上，中国民众还发起为李文亮恢复名誉的联署活动，但这些旋即被压制。
补充一点。2月7日网上流传了一个为李文亮恢复名誉的联署，发起者将联署的信息公布在了matters上，完整的文件google可以查到，上次我看时有2500+人签署，然而，这一切信息也被网信部门收集到，共八百余人能够被精确追踪，并且这些人都会被警察找。别问我是怎么知道的，因为我就是八百多人中的一个，那天四个警察进了我家，对我进行教育和口头警告。他们去我以前的高中调查我（我是一名大学生，寒假一直在家这边），后续又给我爸打了一次电话。我还希望说明的是，端的这篇文章和很多报道一样，都给人构建了一种想象，以为惩罚从轻到重就是封号，请喝茶，禁止出境，拘禁什么的。但其实在基层处理中好像又不太一样。那里制造的恐惧是全方位的，比如说人们会担心自己的档案留下处分记录，从而毁掉自己的前途，再比如他们去我的高中调查我，比如会莫名其妙地给我爸打电话。条件好、有知识的人可能和底层的人的想象又不一样，后者可能会记住一些道听途说的恐怖事件（比如这边流传说有一个参与八九的学生被打了药，精神失常了），政治能够施加给他们的影响就是，像踩死一只蚂蚁一样踩死他们，无论一个人有多大的才能，参与了政治，前途就毁了。这是一种彻底的恐惧，于是这些弱小的普通人就会彻底噤声。总之我认为本文所描述的并不是言论审查唯一的运作模式。能够被揭露的黑暗固然是黑暗的，然而那些不为人们所知的黑暗呢？比如我在联署的名单里看到很多公务员、教师、国企员工、学生等利益非常容易受损的人的身影，他们会有怎样的遭遇呢？我在联署里只是随手写了个不能不明白之类的，而警察在给我爸打电话时说，有另一个学生写了长篇大论，然后这位警察说“他废了”。这些人遭遇的恐惧和迫害是更加深重的，然而他们却没有机会发出自己的声音。（端传媒 | 李文亮去世那夜，在口罩上写“言论自由”的年轻人后来经历了什么）
三 公民记者陈秋实、方彬、李泽华被失踪
2月17日，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贺卫方的文章《惨重代价能否换来新闻自由？》在网上热传：
但愿这惨重的代价能让手握权柄者醒悟：没有新闻自由，就不仅民生多艰，而且政府亦无信，更谈不上现代化的治理与体制。
2月4日晚央视《新闻联播》头条《坚定信心 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上的讲话引发强烈反响》报道：中宣部调集300多名记者深入湖北和武汉进行采访，“将统筹好疫情防控宣传和决胜全面小康、决战脱贫攻坚等重大主题宣传，为实现今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提供强有力的舆论支持。”
之后，官媒制造的一场拙劣的感动中国秀开始上演。为了制造“感动”，官媒连连造假，若干荒谬案例遭到网民嘲笑，然后道歉并删除（造假笑掉大牙， 官媒一删了之？）2月7日，澎湃新闻视频报道《战疫者丨女护士隔玻璃凝望男友：抱抱我》拍摄了浙大四院感染楼门口，95后护士陈颖与男友隔门对望的场景。很快网友发现，这位女护士与新闻联播中武汉汉江方舱医院首批出院患者张芬非常相似。此外，澎湃的新闻视频播出后，随即穿帮，（看官媒如何造新闻：是抗疫女护士？还是兼职演员？ ）
哑巴说话、出生不到20天的双胞胎会喊爸爸、武汉寿光相隔千里出现同样的雪地大字，网友不得不呼吁，制造宣传也请照顾智商。
更巧的是，全国好心人都“丢下钱（物）就跑” 全都捐给公安局，有网友收集，全国丢下就跑的新闻竟然多达近四十条。（丢下就跑新闻汇总)
2月13日，有网友观察到，“武汉新冠疫情”爆发至今，武汉地方媒体至今没有一篇“拿得出手的新闻报道”，而从11日开始当地媒体陆续发布的三篇“大作”，它们却惊呆了众人：《“疫”流而上，何不多给武汉市长暖暖心》；《“疫”流而上，何不多给武汉市长暖暖心》；《“哭完还是好汉”，流产10天后她重回一线：总有人要拿起刀枪上战场》。
作为一名记者我本可以通过报道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说白了就是整点有用的。但现实却是报喜不报忧，问题都捂着，丧事当喜事办。
在官媒制造一片感动的同时，对公民记者的打压和新闻管制却从未放松过。
2月6日晚间，就在冠状病毒疫情“吹哨人”、武汉中心医院眼科医生李文亮在重症监护病房与死神搏斗之时，深入疫情第一线报道的公民记者陈秋实人间蒸发。陈秋实是1月24日，中国农历除夕夜搭最后一班高铁来到这座被疫情中心城市的。那是武汉封城的第二天，在空空荡荡的汉口火车站，他举着自拍杆，对着手机镜头拍下了来到武汉后的第一支视频。“我的责任是一个公民记者，作为记者出现了灾难，你不敢第一时间冲到前先来，算什么记者呢，”陈秋实说。随后的近两个星期中，只有简易防护装备的陈秋实探访了当地多家医院、殡仪馆、居民区，倾听市民的心声，用镜头记录一幕幕真实的人间惨剧。
2月17日，纽约时报报道，中国vlog博主方斌失踪在批评政府应对疫情不力后与外界断联。这是继律师陈秋实后，一周内在武汉失踪的第二名公民记者。同一时间，中国当局正对新闻媒体和互联网采取严厉措施，以控制有关这场不断升级的危机的报道，这让方斌的支持者担心他可能已被当局拘留。
2月26日晚，正在武汉进行持续报道的vlogger、公民记者李泽华的住所遭当地公安人士（自称）强行进入，本人疑似被抓捕，失去人身自由。从李泽华的往期视频看，他曾探访过武汉百步亭社区、武汉火葬场及武汉火车站地库。
2月19日，腾讯言论栏目《大家》“被赐死”，其刊发的最后一篇文章被认为是被赐死的直接原因。这篇文章题目为《武汉肺炎 50 天，全体中国人都在承受媒体死亡的代价》， 不得不低头的不仅仅是腾讯的《大家》、旗下社交媒体平台微信也进入了管制力度空前的状态。除了”传统”的按照敏感词文字屏蔽以外，以前比较少见的图片屏蔽、语音留言屏蔽、视频屏蔽、定向屏蔽、用户群划分屏蔽纷纷登场。许多觉得”封号”离自己很远的普通用户，如今都体验了微信前所未有的封号力度。（舆论管控新高度 腾讯《大家》“被自杀”）
武汉开始封城后，武汉作家方方开始每天一篇日记（方方日记），记录疫情下，自己生活中的点点滴滴，成为人们了解武汉疫情的一个窗口。她的日记几乎每篇都会被删除。
3月1日，互联网言论管控新规正式实施，我们还能期待新闻自由、言论自由吗？
四 异议人士处境将更艰难
对于此次疫情，有网友评论：举国致之，举国制之。在全国动员防控疫情之后，便有人担忧，这种举国体制会不会因此被强化：
在这次抗疫过程中，人们看到举国体制的效率，比如在短期内建立医院，输送大量医务人员和物质到疫区，缓解了医务人员和物资不足的问题。在疫情面前，举国体制确实有相当的效率，但令人担心的是，疫后会不会通过加强举国体制来预防类似的事件，或在其他领域也强化举国体制。我们认为，举国体制不能被一般化，更不能被强化。我们不能用一时的“效率”来证明举国体制总是有效率的。（起点财经PLUS2 | 防止“举国体制”被强化）
在武汉新冠病毒模式的持续下，全国各地纷纷开启“防疫模式”，例如许多地方实行小区封锁、强制所有人佩戴口罩、隔离湖北籍回乡人员、禁止任何形式的集体活动、限制人员流动限制商家经营等。然而我们却从中可以看到，一些不受约束的地方权力正以“特殊时期”的借口，对民众实行极其不人道的严重违法的人身限制、处罚，在名曰“防疫”的情况下制造了大量的“人权灾难”。有网友甚至评论称，从这些事例中足以看出“中国本质上还是中世纪”。（CDS档案 ｜ “全国防疫模式”开启下的各地“人权灾难”）
2019年12月7日、8日，丁家喜、许志永等来自全国各地的20多位律师和热心社会事务的公民，相约在厦门，一起吃饭聊天，交流各自的经历以及对当前中国公民社会的看法等等，不久，一场针对“厦门聚会”的大逮捕在全国展开。在疫情的阴影下，人权律师面临着新一轮的逮捕和新一轮的逃亡。
2月15日晚上，逃亡在外的许志永在广州番禺海鸥岛被带走，已证实被捕。去年12月26日当局对参与厦门一次支持公民运动的人士聚会展开抓捕以来，许志永一直在逃亡中，在此期间坚持发声，而当局在搜捕许志永的过程中曾多次骚扰跟踪其家属和朋友。武汉肺炎爆发后，许志永2月4日在逃亡中发表文章《劝退书》，劝告中共领导人习近平“让位”。
许志永的被捕，让人更加担忧，疫情之后中国异议人士的处境。“曾是中国维权律师的流亡异议人士滕彪认为，武汉肺炎疫情延烧，恐让中共当局多了一个借口抓捕异议人士的措施。而疫情过后，中国异议人士的处境恐将更艰难。” （ 中央社｜滕彪：疫情过后 中国异议人士处境将更艰难）
滕彪表示，以陈秋实为例，若因防疫理由被隔离，正常来说会公开他的隔离处所，且他的对外通讯应该也是无碍的，但实际上却不是这样。因此，「那不算是真正的隔离」，只是中共当局在疫情发生时面对异议人士，「顺便多了这种措施」。
2月24日，中国浙江宁波中级人民法院发布公告称，香港铜锣湾书店股东桂敏海因“为境外非法提供情报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2月25日，因在广州街头喷“光复广州．时代革命” 声援香港反送中运动的民主人士杨旭彬被控寻衅滋事罪，获刑9个月，刑期至2020年5月25日。
五 幸存者的责任
记忆，幸存者的最后责任。用自己的语言而不是他们的语言记忆，拒绝使用符合他们道德审美的词汇比如“正能量”，不哼唱他们的旋律，唾弃他们诗歌朗诵的韵律。不主动遵守他们的规则，比如不主动把水杯交给地铁安检员。不被系统异化，也是一种抵抗的方式。用我的身体和我的语言作为记忆的载体。剩下的就是我的生命，我的经验，我全部的故事，都属于我自己，也留给历史。(瘟疫年纪事 | 幸存者的责任)
把那些无人知晓的名字记录下来，把那些无人知晓的故事记录下来，把那些无人知晓的生命与死亡记录下来，这似乎是幸存者的责任。在网络的片段与碎片中，这些生命与死亡，既让人不敢直视，更不能遗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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