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秋天，一位朋友和我讨论西藏的问题，他问我：“你知道有多少藏人自焚而死吗？”
2005至2008年间我住在拉萨，自以为对西藏无所不知，可从来不知道有人自焚。这位朋友对我说了一些自焚事件的恐怖细节，并对我说：“ 一个关心中国的作家，不会翻墙简直就是一种道德缺陷，“你不能让一堵墙决定你应该知道什么。”
他说的“墙”就是著名的防火长城，中国政府于1998年开始建设这套系统，主要用于互联网的审查、拦截和阻断。17年之后，这堵墙已经成了中国生活的最大障碍，它把世界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中国，一部分是中国之外。一部分意味着自由的信息和交流，一部分则始终与审查、屏蔽和监视相伴。它不仅把中国变成了一座与世隔绝的信息监狱，还利用人们的无知，向13亿中国人灌输好战和仇恨的意识形态，假如这堵墙可以长久存在，墙后的中国必将再次变成一个封闭、保守和好战的国家。
也就是在同一天，这位朋友我发了一款翻墙软件，用我们的话说，“一个梯子”。只要点击运行，就可以翻越防火长城，来到一个不受限制的世界， 这是一种全新的体验，像是打开了一扇通往另一个世界的门， 这是我翻墙生涯的开始。
那时，我知道中国网络有限制和审查，但并没有感觉有多么不方便。在2011年之前，我很少出国旅行，即使偶有成行，也往往因为繁忙而紧凑的行程而无暇上网。即使上了网，也不知道要看什么。只有尝过自由的味道，才能体会不自由是一种什么样的痛苦。
我这一代中国人对几百或几千年前的事大都有所知闻，却很少有人了解近几十年的历史。
翻墙出来看到的消息让人悲伤。我看到了藏人自焚的消息，还有一些极度震撼的照片。我常常会如饥似渴地查找关于反右、大饥荒、文革和1989年天安门屠杀的资料。
时至今日，大多数中国网民都是我2011年之前的状态，他们知道自己的世界不自由，可这不自由似乎也可以接受，有网络游戏可以玩，有各种交友软件和社交媒体，还可以在网上订餐，只有少数人才会意识到自己生活中缺失的那部分。
那个软件用了大概三个月，然后就被防火长城阻断了。在2011和2012年，这堵墙还不像后来那么聪明，像我这样的翻墙党人很容易就可以找到新的梯子。大多时候我都是向朋友求助， 有时我也会公开地发布信息，在2011年底或2012年初，我在微博上发过这么一条：谁有梯子发我一个？过了最多五份钟，我的邮箱就收到了五六种不同的翻墙软件。到2014年之前，我用过六种不同的梯子。
我算过，全球访问量最高的30个网站中，有16个在中国不能登录，包括google和facebook，而yahoo和bing则可以正常使用。有一些是因为不愿配合中国政府的审查，如谷歌；有一些是因为登载了中国政府不喜欢的内容，如《纽约时报》；至于gmail这样的网站为什么会被封，大概就只因为它是“外国的”。
几乎每一种被屏蔽的网络服务都可以在中国找到替代品。Google不能用了，我们还有百度，虽然搜不到像“藏人自焚”或“天安门屠杀”之类的信息，但你可以用它找到中意的饭馆；twitter不能登录，我们还有微博，也许不能公开地批评共产党和中国政府，但和朋友们分享旅途的照片不会有任何风险。中国政府希望用这样的方式来建造一个不讨论政治、也不关心时事的网络社会，它做得非常成功。
但防火长城和其建造者还是收获了来自各个阶层的愤怒，只要是上网的人，无分老幼，也无分南北，几乎人人痛恨这堵墙，痛恨那句“404 Not Found”,大量的人用极为恶毒的语言诅咒“防火长城之父”，北京邮电大学前校长方滨兴。
在近些年，“墙”这个词已经成了一个应用广泛的贬义词，被注销网络账号是“被墙了”，被捕、被禁止出境、文章被删除，都可以说是“被墙了”。
在中国街头随处可以见到一幅宣传画：中国何以强？缘有共产党。也被有心人别出心裁地改成“中国何以墙？缘有共产党。”
从2014年至今，我频繁地换用了8个vpn账号。没人知道一个VPN为何会失败，以及因何失败。也许昨天还一切正常，但今天醒来，你就会发现这样的提示语：“vpn服务器未响应。请重试连接。”你也许认为这是常有的故障，但多次几次，你就会明白，你的vpn已经被永久地阻断和屏蔽。
现在，防火长城的技术越来越先进，留给我们的缝隙也越来越少，几乎每一天都有新的vpn被阻断，寻找安全且长期有效的翻墙渠道越来越难。
而在现实中，我们的处境也越来越艰难，在差不多一年半的时间中，我有12位朋友被捕入狱，其中有多位学者、律师和记者，网络也是他们最重要的发声渠道。
网上网下的事情都可以证明，中国政府对自由的表达和交流越来越难以容忍，在它的统治之下，中国正在大踏步地走向封闭和保守的前互联网时代。但我不相信这种状况会持续永久。这场战争说到底是审查与互联网技术之间的战争，在过去十几年中，我看到互联网技术的迅猛发展，我不相信一个反对创新的政府会长久地对它持有优势。
近年来，我也看到了千千万万中国人的觉醒，他们对防火长城的愤怒，其实也正是对这种种限制——审查、屏蔽、阻断——的愤怒，越来越多。无知之幕之下的人们意识到自由表达和完整信息的可贵，这也是他们的战争，在这场旷日持久的对抗中，防火长城将获得无数次胜利，而渴望自由的人们只需要一次——推倒无形的高墙，看见真正的春天。
慕容雪村是中国小说家，其小说作品《原谅我红尘颠倒》英文版将在下月出版。本文英文版发表于《纽约时报》。
源地址：http://cn.nytimes.com/opinion/20150821/c21iht-edmurong18/
2005至2008年间我住在拉萨，自以为对西藏无所不知，可从来不知道有人自焚。这位朋友对我说了一些自焚事件的恐怖细节，并对我说：“ 一个关心中国的作家，不会翻墙简直就是一种道德缺陷，“你不能让一堵墙决定你应该知道什么。”
他说的“墙”就是著名的防火长城，中国政府于1998年开始建设这套系统，主要用于互联网的审查、拦截和阻断。17年之后，这堵墙已经成了中国生活的最大障碍，它把世界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中国，一部分是中国之外。一部分意味着自由的信息和交流，一部分则始终与审查、屏蔽和监视相伴。它不仅把中国变成了一座与世隔绝的信息监狱，还利用人们的无知，向13亿中国人灌输好战和仇恨的意识形态，假如这堵墙可以长久存在，墙后的中国必将再次变成一个封闭、保守和好战的国家。
也就是在同一天，这位朋友我发了一款翻墙软件，用我们的话说，“一个梯子”。只要点击运行，就可以翻越防火长城，来到一个不受限制的世界， 这是一种全新的体验，像是打开了一扇通往另一个世界的门， 这是我翻墙生涯的开始。
那时，我知道中国网络有限制和审查，但并没有感觉有多么不方便。在2011年之前，我很少出国旅行，即使偶有成行，也往往因为繁忙而紧凑的行程而无暇上网。即使上了网，也不知道要看什么。只有尝过自由的味道，才能体会不自由是一种什么样的痛苦。
我这一代中国人对几百或几千年前的事大都有所知闻，却很少有人了解近几十年的历史。
翻墙出来看到的消息让人悲伤。我看到了藏人自焚的消息，还有一些极度震撼的照片。我常常会如饥似渴地查找关于反右、大饥荒、文革和1989年天安门屠杀的资料。
时至今日，大多数中国网民都是我2011年之前的状态，他们知道自己的世界不自由，可这不自由似乎也可以接受，有网络游戏可以玩，有各种交友软件和社交媒体，还可以在网上订餐，只有少数人才会意识到自己生活中缺失的那部分。
那个软件用了大概三个月，然后就被防火长城阻断了。在2011和2012年，这堵墙还不像后来那么聪明，像我这样的翻墙党人很容易就可以找到新的梯子。大多时候我都是向朋友求助， 有时我也会公开地发布信息，在2011年底或2012年初，我在微博上发过这么一条：谁有梯子发我一个？过了最多五份钟，我的邮箱就收到了五六种不同的翻墙软件。到2014年之前，我用过六种不同的梯子。
我算过，全球访问量最高的30个网站中，有16个在中国不能登录，包括google和facebook，而yahoo和bing则可以正常使用。有一些是因为不愿配合中国政府的审查，如谷歌；有一些是因为登载了中国政府不喜欢的内容，如《纽约时报》；至于gmail这样的网站为什么会被封，大概就只因为它是“外国的”。
几乎每一种被屏蔽的网络服务都可以在中国找到替代品。Google不能用了，我们还有百度，虽然搜不到像“藏人自焚”或“天安门屠杀”之类的信息，但你可以用它找到中意的饭馆；twitter不能登录，我们还有微博，也许不能公开地批评共产党和中国政府，但和朋友们分享旅途的照片不会有任何风险。中国政府希望用这样的方式来建造一个不讨论政治、也不关心时事的网络社会，它做得非常成功。
但防火长城和其建造者还是收获了来自各个阶层的愤怒，只要是上网的人，无分老幼，也无分南北，几乎人人痛恨这堵墙，痛恨那句“404 Not Found”,大量的人用极为恶毒的语言诅咒“防火长城之父”，北京邮电大学前校长方滨兴。
在近些年，“墙”这个词已经成了一个应用广泛的贬义词，被注销网络账号是“被墙了”，被捕、被禁止出境、文章被删除，都可以说是“被墙了”。
在中国街头随处可以见到一幅宣传画：中国何以强？缘有共产党。也被有心人别出心裁地改成“中国何以墙？缘有共产党。”
从2014年至今，我频繁地换用了8个vpn账号。没人知道一个VPN为何会失败，以及因何失败。也许昨天还一切正常，但今天醒来，你就会发现这样的提示语：“vpn服务器未响应。请重试连接。”你也许认为这是常有的故障，但多次几次，你就会明白，你的vpn已经被永久地阻断和屏蔽。
现在，防火长城的技术越来越先进，留给我们的缝隙也越来越少，几乎每一天都有新的vpn被阻断，寻找安全且长期有效的翻墙渠道越来越难。
而在现实中，我们的处境也越来越艰难，在差不多一年半的时间中，我有12位朋友被捕入狱，其中有多位学者、律师和记者，网络也是他们最重要的发声渠道。
网上网下的事情都可以证明，中国政府对自由的表达和交流越来越难以容忍，在它的统治之下，中国正在大踏步地走向封闭和保守的前互联网时代。但我不相信这种状况会持续永久。这场战争说到底是审查与互联网技术之间的战争，在过去十几年中，我看到互联网技术的迅猛发展，我不相信一个反对创新的政府会长久地对它持有优势。
近年来，我也看到了千千万万中国人的觉醒，他们对防火长城的愤怒，其实也正是对这种种限制——审查、屏蔽、阻断——的愤怒，越来越多。无知之幕之下的人们意识到自由表达和完整信息的可贵，这也是他们的战争，在这场旷日持久的对抗中，防火长城将获得无数次胜利，而渴望自由的人们只需要一次——推倒无形的高墙，看见真正的春天。
慕容雪村是中国小说家，其小说作品《原谅我红尘颠倒》英文版将在下月出版。本文英文版发表于《纽约时报》。
源地址：http://cn.nytimes.com/opinion/20150821/c21iht-edmurong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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