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英国金融时报发表一则对上海市委书记韩正的采访，不经意之间揭示了一件颇具中国特色的事情，即中国高官们每天指定专人搜集“全世界的资讯”（墙外信息）。这种“自个找食”的信息需求满足方式，既说明原有的“信息特供”（秘密文件制度）在互联网时代已经过时，又突显中共的信息管制荒唐可笑。
“翻墙”：中国社会各阶层的需要
《韩正访谈录》内容丰富，韩正每天要阅读属下为他搜集的“全世界的资讯”这一信息，几乎被其它重大信息所湮没。原话是：
“记者：我不会问你‘潜水’的账号。你每天花很多时间查各种各样的资讯？是不是意味着，有时候，你也‘翻墙’？
韩正：每天早晨，有关全世界的资讯都到我办公室了。有的甚至是很尖锐的批评意见，他们就直接转给我。”
采访者问的是“翻墙”，这应该只是一种比拟。因为早几年就有消息曝光，中共对互联网的管制采取分级制度，对普通百姓，自然是将其圈在中国局域网内并制止翻墙（比如偶尔抓几个翻墙者以形成“寒蝉效应”）；但对党政事业机关，则按级别与政治需要分层级开放全球互联网。韩正是政治局委员兼上海市委书记，这种“方面大员”享受的应该是“全球通”互联网服务。那些活跃在海外中文网站上的网评员（五毛）也能上外部网，只是开放程度如何，则只有他们及管理者清楚。
问题是，在信息社会中，人们对信息的渴望已经成为一种日常需求。既然党政机关能够按级别与政治需求分层级享受“世界性的资讯”，不少网络公司与媒体也会在办公室的几台电脑上安装翻墙软件，以资职员工作需要，这当然不如前者合法，算是“半合法”状态。
上述“合法”与“半合法”地享受互联网“全球通”的人群，与那些悄悄安装了翻墙软件的普通中国人一道，构成了中国的“翻墙”大军。普通人的难处在于，必须与“猫鼠游戏”同步更新软件：因为当局总在想办法破解翻墙软件，让其失灵；翻墙软件的开发者们则不得不持续性地更新软件。据一位经常使用翻墙软件的熟人说，有时翻墙之难，要花费两三小时才能上去。但他已经形成习惯，一天不上外网，就感到怅然若失；遇到翻墙难的日子，只要时间允许，就一直不断地尝试，直到成功为止。
结果是，中共当局投入巨资打造防火长城，本想做成“铁幕”，结果成了“铁丝网”。铁丝网内的人只要有决心，就能通过网眼自由进出，这叫做“信息需求的自我满足”。
“信息需求的自我满足”说明什么？
这种“信息需求的自我满足”意涵非常复杂：
一、中共高层分层级向党政事业机关开放全球互联网，乃是因为知道控制信息的结果必然导致信息失真。原来通过所谓新华社编辑并内部发行的《大参考》、《内参选编》等秘密文件，为官员分级别提供信息特供的方式，在网络时代已无法满足“内部人”的知情需要。况且，官场诸公特别关心海外媒体上关于中南海的“内部动态”，这些无法见之于秘密文件。但只要浏览海外网站，尤其是一些“敌对势力”网站，这些动态消息杂然纷陈。除了上述两个原因之外，高官们还有一种需要，中央文件在某些问题上的解析总是含混不清、模棱两可，让人摸不清头脑，此时听听境外专家的见解，总会有所助益。身在官场，如果闭目塞听，难免会陷入“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之境。越是身居要津，越得“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这样才能在官场上居于不倒翁地位。
二、一些中下层官员并不在“信息特供”之列，因此也要加入“信息需求的自我满足”者行列。他们需要“世界性的资讯”来帮助他们了解中南海红墙内的动静，以更好地把握自己的行为。这些人对政治信息的兴趣，既包括高层领导的个人及家庭生活，也包括高层领导间的恩怨情仇，对境外信息的需求偏重于中国政治内斗等方面。在前互联网时代，他们通过香港那些政治八卦杂志来满足这种信息需求。如今网络信息无所不包，自从薄熙来“唱红打黑”，提倡“重庆模式”，引起高层内斗以来，国内官员发现，高层内斗也会通过海外放风嚷嚷得全世界皆知，与其在国内饭桌上听二道贩子传小道消息，还不如自个翻墙寻找。当然，这些人的翻墙行为比较隐秘，有的利用单位资源，有的则是悄悄地干活。
“推倒这堵墙！”
于广大普通中国人来说，翻墙主要是对于知情权的满足。他们与那些主动翻墙的内部人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深知中共控制下发布的公开信息并不可靠，因而要翻墙寻觅真实。
不信任本国政权的宣传，几乎是共产极权国家的通例。赫鲁晓夫的故事就是典型。赫鲁晓夫之前的苏共领袖有列宁和斯大林，都是“与岗位共存亡”的终身执政者，只有他是骤然失去高位。退休后的生活很寂寞，也让他能够换位思考共产极权政体的弊端。很快，赫鲁晓夫从体制内批评者变成苏联体制的异议者。作为不同政见者的一大特征，就是收音机几乎从不离手，特别爱收听美国之音和BBC这样的“敌台”（他在位时曾指示要干扰这两个电台）。收听敌台多了，他对自己曾倚重的党的喉舌表示出强烈不屑，在说到《真理报》这第一喉舌时，他斥责道，“这简直就是垃圾！”“他们怎么可以写出这样的东西？这是什么样的宣传？谁会相信这些东西？”对于信息封锁，赫鲁晓夫曾说过一段非常“反动”的话：“这个国家的大门被关闭了，被锁链绑住了。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当你不得不将人民用锁链捆绑起来，那是一种什么样的社会？什么样的社会秩序？有些人指责我几次打开了大门。如果上帝让我有继续执政的机会，我会将大门和窗户都大大地打开。”
中共现在的退休领导人当中，当然不会出现“赫鲁晓夫”，因为他们当中大多数人的家族成员都依靠其权势与荫庇积累了巨额财富，其财富与人身安全与这个政权休戚与共。因此，他们可能会翻墙获取信息，但决不会成为赫鲁晓夫那样的体制异议者。
赫鲁晓夫在他有生之年没有看到苏共高筑的铁幕被推倒，但苏联人民在经历了安德罗波夫令人窒息的克格勃统治后，终于迎来了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与改革。1987年，美国总统里根发表“推倒这堵墙（tear down this wall）”的号召， 1989年11月9日 柏林墙终于倒塌，不可一世的社会主义极权统治在苏联东欧相继消亡。
正如学者吴国光所说，“媒体控制是中国共产党的强项；中国共产党和它所垄断的国家机器在这个方面既有深厚的历史经验积累，更有锲而不舍、臻于完善的毅力，也有穷思妙想、花样翻新的创造力”，但信息封锁与思想控制，最多只能延缓一个恶政的死亡进程，无法起死回生。这次台湾马英九与国民党“太阳落山”，就说明中共的媒体控制失效。台湾媒体如同香港，中共对其红色渗透非常厉害，几大主要媒体集团早就被中共控制，但这些媒体的受众主要是45岁以上人群，网络世代基本不看这这些电视与报刊，洗脑对他们用处不大。随着网络世代逐渐进入社会主流并成为台湾的新公民群体，新的台湾政治生态正在形成。
对中国人来说，目前的任务就是要推倒 中共倾力打造的防火墙。只有推倒这堵墙，中共重用周小平之类为中国网络世代洗脑的企图才会破产，中国这座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动物庄园”才有可能倒塌。
原地址：http://www.voachinese.com/content/heqinglian-crossing-the-firewall-20141129/2539570.html
“翻墙”：中国社会各阶层的需要
《韩正访谈录》内容丰富，韩正每天要阅读属下为他搜集的“全世界的资讯”这一信息，几乎被其它重大信息所湮没。原话是：
“记者：我不会问你‘潜水’的账号。你每天花很多时间查各种各样的资讯？是不是意味着，有时候，你也‘翻墙’？
韩正：每天早晨，有关全世界的资讯都到我办公室了。有的甚至是很尖锐的批评意见，他们就直接转给我。”
采访者问的是“翻墙”，这应该只是一种比拟。因为早几年就有消息曝光，中共对互联网的管制采取分级制度，对普通百姓，自然是将其圈在中国局域网内并制止翻墙（比如偶尔抓几个翻墙者以形成“寒蝉效应”）；但对党政事业机关，则按级别与政治需要分层级开放全球互联网。韩正是政治局委员兼上海市委书记，这种“方面大员”享受的应该是“全球通”互联网服务。那些活跃在海外中文网站上的网评员（五毛）也能上外部网，只是开放程度如何，则只有他们及管理者清楚。
问题是，在信息社会中，人们对信息的渴望已经成为一种日常需求。既然党政机关能够按级别与政治需求分层级享受“世界性的资讯”，不少网络公司与媒体也会在办公室的几台电脑上安装翻墙软件，以资职员工作需要，这当然不如前者合法，算是“半合法”状态。
上述“合法”与“半合法”地享受互联网“全球通”的人群，与那些悄悄安装了翻墙软件的普通中国人一道，构成了中国的“翻墙”大军。普通人的难处在于，必须与“猫鼠游戏”同步更新软件：因为当局总在想办法破解翻墙软件，让其失灵；翻墙软件的开发者们则不得不持续性地更新软件。据一位经常使用翻墙软件的熟人说，有时翻墙之难，要花费两三小时才能上去。但他已经形成习惯，一天不上外网，就感到怅然若失；遇到翻墙难的日子，只要时间允许，就一直不断地尝试，直到成功为止。
结果是，中共当局投入巨资打造防火长城，本想做成“铁幕”，结果成了“铁丝网”。铁丝网内的人只要有决心，就能通过网眼自由进出，这叫做“信息需求的自我满足”。
“信息需求的自我满足”说明什么？
这种“信息需求的自我满足”意涵非常复杂：
一、中共高层分层级向党政事业机关开放全球互联网，乃是因为知道控制信息的结果必然导致信息失真。原来通过所谓新华社编辑并内部发行的《大参考》、《内参选编》等秘密文件，为官员分级别提供信息特供的方式，在网络时代已无法满足“内部人”的知情需要。况且，官场诸公特别关心海外媒体上关于中南海的“内部动态”，这些无法见之于秘密文件。但只要浏览海外网站，尤其是一些“敌对势力”网站，这些动态消息杂然纷陈。除了上述两个原因之外，高官们还有一种需要，中央文件在某些问题上的解析总是含混不清、模棱两可，让人摸不清头脑，此时听听境外专家的见解，总会有所助益。身在官场，如果闭目塞听，难免会陷入“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之境。越是身居要津，越得“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这样才能在官场上居于不倒翁地位。
二、一些中下层官员并不在“信息特供”之列，因此也要加入“信息需求的自我满足”者行列。他们需要“世界性的资讯”来帮助他们了解中南海红墙内的动静，以更好地把握自己的行为。这些人对政治信息的兴趣，既包括高层领导的个人及家庭生活，也包括高层领导间的恩怨情仇，对境外信息的需求偏重于中国政治内斗等方面。在前互联网时代，他们通过香港那些政治八卦杂志来满足这种信息需求。如今网络信息无所不包，自从薄熙来“唱红打黑”，提倡“重庆模式”，引起高层内斗以来，国内官员发现，高层内斗也会通过海外放风嚷嚷得全世界皆知，与其在国内饭桌上听二道贩子传小道消息，还不如自个翻墙寻找。当然，这些人的翻墙行为比较隐秘，有的利用单位资源，有的则是悄悄地干活。
“推倒这堵墙！”
于广大普通中国人来说，翻墙主要是对于知情权的满足。他们与那些主动翻墙的内部人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深知中共控制下发布的公开信息并不可靠，因而要翻墙寻觅真实。
不信任本国政权的宣传，几乎是共产极权国家的通例。赫鲁晓夫的故事就是典型。赫鲁晓夫之前的苏共领袖有列宁和斯大林，都是“与岗位共存亡”的终身执政者，只有他是骤然失去高位。退休后的生活很寂寞，也让他能够换位思考共产极权政体的弊端。很快，赫鲁晓夫从体制内批评者变成苏联体制的异议者。作为不同政见者的一大特征，就是收音机几乎从不离手，特别爱收听美国之音和BBC这样的“敌台”（他在位时曾指示要干扰这两个电台）。收听敌台多了，他对自己曾倚重的党的喉舌表示出强烈不屑，在说到《真理报》这第一喉舌时，他斥责道，“这简直就是垃圾！”“他们怎么可以写出这样的东西？这是什么样的宣传？谁会相信这些东西？”对于信息封锁，赫鲁晓夫曾说过一段非常“反动”的话：“这个国家的大门被关闭了，被锁链绑住了。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当你不得不将人民用锁链捆绑起来，那是一种什么样的社会？什么样的社会秩序？有些人指责我几次打开了大门。如果上帝让我有继续执政的机会，我会将大门和窗户都大大地打开。”
中共现在的退休领导人当中，当然不会出现“赫鲁晓夫”，因为他们当中大多数人的家族成员都依靠其权势与荫庇积累了巨额财富，其财富与人身安全与这个政权休戚与共。因此，他们可能会翻墙获取信息，但决不会成为赫鲁晓夫那样的体制异议者。
赫鲁晓夫在他有生之年没有看到苏共高筑的铁幕被推倒，但苏联人民在经历了安德罗波夫令人窒息的克格勃统治后，终于迎来了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与改革。1987年，美国总统里根发表“推倒这堵墙（tear down this wall）”的号召， 1989年11月9日 柏林墙终于倒塌，不可一世的社会主义极权统治在苏联东欧相继消亡。
正如学者吴国光所说，“媒体控制是中国共产党的强项；中国共产党和它所垄断的国家机器在这个方面既有深厚的历史经验积累，更有锲而不舍、臻于完善的毅力，也有穷思妙想、花样翻新的创造力”，但信息封锁与思想控制，最多只能延缓一个恶政的死亡进程，无法起死回生。这次台湾马英九与国民党“太阳落山”，就说明中共的媒体控制失效。台湾媒体如同香港，中共对其红色渗透非常厉害，几大主要媒体集团早就被中共控制，但这些媒体的受众主要是45岁以上人群，网络世代基本不看这这些电视与报刊，洗脑对他们用处不大。随着网络世代逐渐进入社会主流并成为台湾的新公民群体，新的台湾政治生态正在形成。
对中国人来说，目前的任务就是要推倒 中共倾力打造的防火墙。只有推倒这堵墙，中共重用周小平之类为中国网络世代洗脑的企图才会破产，中国这座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动物庄园”才有可能倒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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