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公民运动越来越勇敢地使用现代视频手段。稍微对电视有些了解的人都知道:在所有现代媒体手段中,制作电视纪录片不但成本最高,而且中国 官方控制得也最严。不要说外国摄影队要到中国去拍片,光申请摄制的程序,就要过不知道多少关。在中国内地,比如艺术家艾未未,自己动员策划并制作有关汶川 地震纪录片时,也遭到各方阻挠,甚至地方黑恶势力勾结警方,对这位艺术家曾大打出手，但他依然完成了《老妈蹄花》。四川维权人士谭作人同广州中山大学教授 艾晓明合作,制作了《我们的宝宝》一片,讲述四川地方粗制滥造校舍,造成大批孩子死亡,而其家长为申诉,受到各种打压。为此，谭作人被当地司法部门判处五 年徒刑。
公民影像如雨后春笋
尽管如此,中国公民运动还是越来越勇敢地使用现代视频手段,发出自己强有力的声音。北京作家徐星自己策划制作有关文革回忆的纪录片；重庆知识分子王 康经过多年努力,终于争取到资金和支持,使用历史纪录片的形式,再现抗日战争期间,重庆作为陪都的一段动人历史。他用影像形式纠正了中国官方正史中强调" 国民党不抗日只反共"的主流意见。
据艾晓明介绍,这一类公民自发组织的影像制作,在策划上通常都比官方纪录片简单得多:几个人聚在一起,发表对现实事件的看法,一来二去,大家就有了主意,希望能用纪录片把这个主意传递给社会大众。
要解决两大难题
在介绍制作《公民调查》一片时遇到的两大问题时，艾晓明说:
"一个是钱从哪里来? 制作一部片子,十几万块钱总是要的。第二是:要做一个片子,只是去一次是不行的。有时候要去一年,有时候要去几年,谁会跟我一起把片子拍摄到底?"
据来自中国公民运动的信息,艾晓明遇到的问题很有代表性。但类似她的《公民运动》这样的作品仍然不断出现,说明有越来越多的人自愿参与到公民制片中 来。艾未未追踪四川地震校舍问题时,光派出公开进入震区采访的志愿者就有一百多人次,受到侮辱乃至殴打的,也有二十多人次。而用自己私人拍摄的材料,为类 似纪录片提供素材的普通人,更是不可胜数。很显然,他们的行动，为中国公民运动的视频作品制作,提供了非常广泛的基础。钱的问题,除制片人自己出于公益, 慷慨解囊而外,艾晓明说,也有人是在看完片子之后,主动捐输的。他们说："我知道片子是要钱的,这里是一百块钱,二百块钱,你收下。"
现代化的传播方式
此外,来自中国境外的文化机构,通过收藏和放映也能动员一部分资金,来补足资金上入不敷出的公民制片需要。但艾晓明强调说:来自境外的资助,也会带 来官方强加的"境外敌对势力"资助的罪名。因此解决制作资金问题,大部分还是靠义工:不论调查,拍摄还是剪辑,大家都义务地做。甚至连片子的发行也不例 外，往往口口相传。在这样的发行条件下,利用互联网提供的多媒体功能,就显得尤其重要。艾晓明教授介绍说:
"如果有一个人把一个作品上传到网上,他把它压缩成500M,上传到网上以后,比如说你在推特上发一条消息,可能立刻就有几千个看到。那么几千个人 把它下载到iPad, 或者是iTouch,iPhone上面的话,每个人传给一个朋友,就变成一万个人都可以看到这个作品。"
这样的传播渠道已经非常高效:艾晓明的《公民调查》经过这样的传播，已经引起美国、欧洲以及香港等地的强烈反响。艾晓明自己因为这部影片获奖，出境时，还受到中国官方的阻拦。
作者：一通
责编：李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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