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来中国独立拍片的自由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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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拍片的自由之风
林 渊
● 一九八九年以来中国一批自由派影视工作者，突破官方体制，从地下到公开、上网，掀起一股独立制片运动，受到民众和国际的赞许。


在过去二十年，中国掀起了一场新纪录运动，视像摄录的重要性大大提升，它不再是昂贵及被专业拍摄者垄断的活动。摄录的、被摄录的、观看的、以至受视频录 像影响的人和事都越来越多。透过形形色色的录像作品，人们寻回一些被隐藏歪曲的历史面貌，及看到中国官方媒体以外的社会现象、人生百态，它帮助民众了解中 国国情，启迪思考，也成了反抗强权、争取公义的有效工具。


***事件之后独立电影兴起


八九年***事件后的中国社 会，虽然政治气氛一片肃杀，但仍有一批性格反叛及富开拓精神的电影工作者，敢于突破官方的体制规范，另辟途径，寻找自由空间。他们有些专拍纪录片，或剧情 片，有些两种片种皆拍（如张元、贾樟柯等），使当时仍受到官方牢牢控制的中国电影行业，冒起了一批起初被名为地下电影，后来又称为独立电影的录像作品。


有研究者形容在八十年代后期曾任职电视台记者、编辑和戏剧制作人的吴文光，对中国独立纪录片的意义，相当于崔健之于中国的摇滚乐。他在一九八八至九○年 摄制的《流浪北京》，拍下了五名浪迹北京的艺术家（张慈、高波、张大力、张夏平、牟森）的生活，表达的内容和手法，完全打破官方惯用的模式，被视为中国独 立纪录片的先锋之作。此片在九一年参加了多个电影节，包括香港国际电影节、伦敦国际电影节，美国夏威夷国际电影节等，中国的独立纪录片开始在海外崭露头 角。吴文光其后又摄制了《一九六六，我的***时代》，访问了五位曾经是***的人物（刘龙江、胡晓光、徐友渔、黄玲、田壮壮），获得一九九三年日本山形 国际电影节的小川绅介奖。


与吴文光同期的独立纪录片摄制人，如段锦川、郝智强、张元、蒋樾、时间、王子军等，工作或所受的专业教育与 电影有关。这群先锋人物在一九九一年六月曾在北京成立「结构．浪潮．青年．电影小组」，并在高校内举办过较大型的「北京新纪录片作品研讨会」，为中国的纪 录片制作注入新动力。这期间，香港及海外热心的同业提供了不少支持和国际交流机会，但***的***官僚很快就对这股自由风气加以排斥，采取了多次封杀行 动。


较触目的事件发生在一九九二年，时任中央电视台专题组的时间（人名），由一九八八年起，时间以四年摄制了一辑环绕天安门为话题的 纪录片《天安门》，虽然这作品是体制内的制作，却因题材敏感，被当局认为「调子太灰」，下令禁播。时间于是擅自将此作品拿到香港电影节放映，央视获悉后即 以版权为由，力阻《天安门》在香港放映，时间亦因而受到调职处分。到了一九九四年，中国广电部下发通知，就王小帅、何建军等一批年青导演带同未经当局审批 的电影参加鹿特丹电影节而予以处罚。香港电影节在九四及九五年因放映多部大陆的独立电影，与广电部官僚闹得不欢而散，***当局连续两年杯葛香港电影节， 抽起已公布参展的中国电影。


一九八九年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的张元，是这期间著名的叛逆人物。他毕业后没有加入影视单位，自筹资金拍摄 了两部剧情片：《妈妈》和《北京杂种》，反映当时中国年青一代的生活面貌，在海外的影展得到不少奖项。这两部作品自然无法在大陆公映，广播局还对他颁下禁 令，使他不能受雇于国营的影视单位工作。但张元我行我素，自寻出路，先后与段锦川完成以天安门为题的纪录片《广场》，及为崔健拍摄音乐短片《最后一枪》和 《一块红布》等。***对张元的打压反而令他在海外的声名大噪，工作机会接踵而来。直到一九九八年，***才解除对张元的禁令。那时中国的经济已进一步市 场化发展，外资的涌入，经济体制的松绑，民众有了更多的工作选择，官方对个人和企业的制肘亦相对以往减弱，对独立电影人的禁令再难以发挥威慑作用。


小型数码机普及拍片活跃


二○○○年前后，小型数码录象机开始普及，价钱相宜，令摄制成本大大降低，加上经济发展促使更多酒吧、书店、俱乐部及小资生活模式应运而生，影片的放映 机会和渠道大增，独立电影可半公开放映，不再局限于私人场所和学校内，因而吸引更多人参与摄制纪录片的行列，拍摄的题材更趋广泛。较受关注的摄录对象，大 致有以下几个类别──


一、城市边缘人或弱势群体：如民工、拾荒者、上访者、拆迁户、性工作者、同性恋者等，作品有杜海滨的《铁路沿线》、艾未未的《盒子》、赵大勇的《南京路》、赵亮的《上访》等。


二、农民：作品有陈为军的《好死不如懒活着》，反映河南艾滋病问题、胡吗个的《三个留守青年》，反映湖北山区留守农民的困境、丛峰的《马大夫的诊所》等，描述在甘肃贫困县的生活状态。


三、儿童及学生：作品有张以庆的《幼儿园》、周浩的《高三》、陈为军的《请投我一票》等。


四、个别行业的工作者：作品有潘惠琪的《侦探》（私家侦探）、郭熙志的《喉舌》（新闻工作者）、杜海滨的《人面桃花》（男反串女的表演者）、周浩的《冬月》（河南村干部）等。


五、天灾人祸：作品有王利波的《掩埋》（一九七六年唐山大地震的预报问题）、徐辛的《克拉玛依》（一九九四年烧死近三百学童的克拉玛依大火）、艾晓明的 《我们的娃娃》（二○○八年的汶川地震）、陈富和沈世平的《三峡别哭》（九十年代开展三峡工程以来对环境和民生的影响）等。


六、个人及家庭经历：作品有胡杰的《寻找林昭的灵魂》、王兵的《和凤鸣》、林鑫的《三里洞》、彭小莲的《红日风暴》、张天辉的《再见北京》等。


此外，二○○○年以后，有多名学者及文化人持续举办放映和交流活动，包括广州的欧宁、邓启耀、北京的朱日坤、张献民、栗宪庭及今年初英年早逝的云南学者 杨昆等，皆被视为中国独立电影的重要推手。目前中国三个与独立电影有关的大型民间活动得力于他们的热心推动，持续至今──


一、云之南纪录影像展：二○○三年在云南昆明创办，每两年举行一次。


二、中国纪录片交流周：二○○三年在北京创办，每年春夏之交举行，六年来共放映近三百部影片。


三、北京独立电影展：二○○六年起由栗宪庭电影基金会主办，原称北京独立电影论坛，二○○九年改为现时的名称，每年秋季在北京市郊的宋庄举办。


四、中国独立影像年度展：二○○三年在南京创办，每年五月举行。


总体而言，二千年来的民间放映活动遇到的阻力较前十年为少，但要放映题材严重犯禁的影片，依然会触动***官僚的神经。例如二○○五年的第二届北京（中 国）同性恋电影节，原定在北京大学百年纪念讲堂举行，最后由于校方禁映，被迫迁往一个旧工厂区的影楼举行。而二○○七年的第三届云之南纪录影像展，因胡杰 的《我虽死去》入选而遭到当局干预，被迫公开宣布停展，低调改往大理举行。


视频录像传播如鱼得水


二○○五年是中国录 像发展的另一个关键年，由美国人创办的视频分享网站YouTube正式面世，它仿如一支强心针，令录像传播如鱼得水，大陆自行研发的视频网站土豆网、优酷 网等亦陆续抢滩登场。近年手机的录像功能日渐方便易用，使人人皆为摄录者的年代终于来临，这对活在讯息不流通的国度，及经常申诉无门的大陆民众来说，尤为 重要，不用依赖媒体人，也可自行把他们受压迫的实况传播开去。官僚和恶棍的罪行、丑行在镜头下更无所遁形。


一段视频促使一名干部受罚 最经典事例，要算是二○○八年的林嘉祥调戏少女事件。时任深圳海事局党组书记的林嘉祥在一家酒楼晚宴喝酒后上厕，途中遇着一名十一岁的少女。少女指林嘉祥 强行将她拉入洗手间，意图不轨，少女挣脱后跑回酒楼大厅告知父母，林嘉祥追至，双方争执，林嘉祥的态度极为恶劣，口出狂言：「我就是干了，怎么 样？......你们这些人算个屁呀，敢跟我斗，看我怎么收拾你们。」这番狂言短片上网后，立即激起民愤。最后林嘉祥被免去党内外一切职务。「你们这些人 算个屁！」也顿成网上热话，并因此产生一个流行词「屁民」，意指官方眼中的老百姓。


此外，近年多宗轰动一时的群众事件，如湖北石首事 件、贵州瓮安俯卧撑事件、新疆五七骚乱等，不少网民都第一时间把现场画面向外界传送。***当局察觉视频网站的威力，在二○○九年初便全面封锁 YouTube，并不准大陆的视频网站上载「犯禁」影片。但你有张良计，我有过墙梯，网***用各种翻墙技术，及转用其它海外视频网站传播录像，继续 与***政权拼劲博奕。


胡杰和艾晓明的纪录片


过往十年，胡杰和艾晓明是最早触及***重大政治禁忌的两名摄录者，他 们清楚自己的作品在民间影展放映，会招来麻烦，所以转向知识分子群体内低调传播，但依然引起社会广泛回响，再次证明「有麝自然香」，而越要隐瞒的事情，越 多人想知道。胡杰在二○○四年推出的《寻找林昭的灵魂》、二○○六年的《我虽死去》、以及今年初完成的《我的母亲王佩英》，同是述受***政权迫害至死 的受难人经历，不少大陆年青人看后都有所触动，惊讶祖国有过这样的历史。


中山大学教授艾晓明自二○○五年开始亲自拿起摄录机，走进多 宗维权事件的现场直击报导，并透过学术讲座，到处宣讲，把维权行动与录像摄制积极配合起来。她的行径惹来***官方高度警戒，多次阻止她出境前往香港参加 学术活动，及干预她在北京高校的放映活动，今年初她申请往法国巴黎领取西蒙·德波娃女权奖，亦无法成行。


然而，中国新纪录运动的征途 依然人潮不断，有志者无惧狭逢逆境，努力寻找一片天。近期还有艺术界名人艾未未和更多热心的录像爱好者加入此行列，借助录像为兵器，对付社会各式各样的暴 力行为。艾未未的作品《老妈蹄花》、《三花》、《冯正虎回家》、关于杨佳案的《一个孤僻的人》和《王静梅》，迅速在网上热播热论，可见「防民之口甚于防 川」这句老话精准实在，以为愚民政策可巩固江山的***政权，何时才会领悟个中真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