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 替是当今中国著名的博客作者和专栏作家之一，曾任《二十一世纪》驻京和战地记者、美国《纽约时报》驻北京办事处研究员。目前他是中国最活跃的网络意见领袖 之一，并担任"德国之声"组织的世界博客大赛的中国评委。在他作为评委参加完2010年世界博客大赛后，本台采访了安替先生。
RFI：您的名字"安替"――英文Anti――是表示"反对"的前缀，那您想表达的是什么意思？要反对什么？
安替："安替"一开始是给女朋友一篇小说里的角色，本身是一只会说反话的猫。"安替"本来就是反对的意思，我一开始上网的时候，"反对"是我主要的议程――反对体制、反对约束、反对旧有的一切。慢慢就觉得"安替"这个名字跟我的性格越来越融合。
RFI：那么，这么多年的新闻从业经历下来，您觉得这个名字还是体现一个基本的立场吗？一个反对派的立场？
安替：不能完全说是反对，因为反对之外还有建设。有时候反对不同意见的人，还需要达到共同的共识。
RFI：您刚刚作为评委参加了今年的世界博客大赛，能否为听众简单介绍一下今年博客大赛的情况？
安替：今年博客大赛的中文部分优胜者，大家都知道是"可能吧"，这是一个以技术博客为主，但是也谈到社会问题的一个很出色的blogger。但是这 次很可惜的是"最佳博客大奖"，是在韩寒和Ushahidi――一个以地图技术在救灾中应用的博客平台――之间进行竞争，虽然我用尽辩才，但最后韩寒还是 以两票惜败。
国际评委的理解是：中国的博客再出色，似乎关注度都是在中国本身，不像Ushahidi，每个国家的人都可以用它来拓展当地的民主。
博客大赛迄今已经六年了，我已经是四届评委，但是我觉得这么多年来，中国的blogger因为中国本身的国内问题，以及censorship（审 查）十分严重，所以使所有博客的精力都放在这里，就不用谈跟其他的blogger的创新意识以及普世价值竞争了，我觉得我们这个做不到。
RFI：您刚才提到了审查的问题，我在您的作品里也经常看到"等新闻开放了"、"等中宣部不存在了"这样的话，您觉得对这个事情抱一个比较理想的看法吗？您觉得要等到什么时候？
安替：我觉得审查的结束和中国迎来民主的时间是差不多的，我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时间表，但我相信，世界上有近两百个国家，民主政体还是占据多数，中国人也不是劣等民族，所以我觉得我们有可能在不远的将来迎来这一天。
RFI：作为博客作者，您怎么看待以twitter为代表的微博对传统博客的冲击？
安替：特别在中文世界，twitter对博客的冲击是相当大的。中文twitter同英文的不一样，它有三倍的信息量。对于很多人来说，一个140字的twitter，能把我要说的主要东西都说完了，何必还花一千字写一个blog呢？
RFI：但是有很多相当复杂的问题，需要不小的篇幅来说明，140个字的twitter会不会造成思维方式上的过度简化？
安替：如果一个东西140字说不清楚，我不认为1000字就能说清楚。其实，你说140个字里别人只看到结论，对，过程你可以去看，但是不要指望大 部分人去看。比如在议会辩论中说服选民投票，没有论证过程，只有结论。你必须要有一个清晰的结论告诉读者，这件事谁受益、谁受损，最后事情反而变得简单。 我不认为140个字是简化了讨论过程，相反，twitter形成了一个激烈的讨论平台，能够很快达成一致。
RFI：涉及到新闻自由的体制问题，中国的文化氛围涉及到一个独特的问题，一方面中国传统讲究"文以载道"，另一方面，中国又有所谓的春秋笔法――表面上我是客观中立的，但实际上在很细微的地方、哪怕一个字上就能体现出我的立场。
安替："文以载道"其实是长期以来暗示我们是适合欧洲式的新闻和评论不分开的新闻方式的，这是我们最适合的，但是"春秋笔法"也代表了中国长期以来 的censorship（审查）系统，因为只有审查，才有春秋笔法的必要，否则谁不愿意直接说呢？春秋笔法只有在一个非常禁锢的社会里，才会得到类似列奥 -施特劳斯说的"隐秘的书写"的快感：一方面你要通过审查，所以表面说的都是大道理，但同时又让你的同志们在字里行间看到了隐秘书写。
真正的开放社会，其实不太需要这个东西。比如在twitter上面，是更直接的表达方式，而不是隐秘的书写。我们未来迎来的是开放社会，是 twitter时代的web2.0社会，所以我更希望大家不要用这套技术，而用更开放的技术。你有什么就直接说出来，这样的话别人和你对话时就不会误解。
RFI：但是您也知道，在今天的中国社会，在审查压力下，隐秘书写在一段时间内还是必要的。
安替：这就是对隐秘书写的态度问题。你的目的是唤醒某些人，或者是传递某些信息。但你觉得在这种隐秘书写条件下，还有多少人能够得到你的信息？因为你的隐秘书写已经阻碍了读者，跟自说自话或者自娱自乐已经没什么区别了。
RFI：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我们也可以把韩寒的博客看成是隐秘书写的典型……
安替：他已经够不隐秘了。他不是隐秘书写，而因为是没有上过大学，你不能要求他用完整的政治语言去说出来，这是他标准的文学语言，他是非常直接说话的人。
RFI：许知远曾有一篇评论文章《庸众的胜利》，给韩寒定义为"他熟知挑战的分寸，但绝不真正越政治雷池一步"。
安替：我觉得这种批评应该针对许知远自己吧……
RFI：实际上这种特征不光是韩寒的，同时也是许知远的，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说也是您的一部分文字的特征，您怎么把握这个"游走边缘"的分寸？
安替：许知远的批评是没有道理的，因为韩寒的文字，比如关于审查、关于五毛党的东西，如果这个还不叫越界，我不懂什么文字叫越界？只要你直接谈到了审查，谈到五毛党，我都觉得算是说得比较清楚了。
对韩寒不必太苛刻。至于说韩寒没有直接用政治的话语，我还是说，这就是他说话的方式，他已经非常直接了，比如说"本该心中的热血，它涂在地上"。
2009年之前，可以说韩寒的文章一直是不越雷池的，他不谈政治，大概在他办了杂志之后，感到了审查的存在，他对审查的批评是非常直接的，对社会政治的批评也是非常直接的。
RFI：关于新闻责任，您以前在一次演讲中提到，有人问你如何面对新闻可能造成的负面结果，您的回答很简洁，说这个关你什么事。今天还是抱着同样的观点吗？
安替：当然。比如说一个著名的例子：西贡的和尚要自焚，你是去救他，还是去拍他？其实有两个标准，一个是做人的标准，人道标准，一个是新闻职业标 准。我们新闻记者在本质上是记录真相的，这是我们最基本的事情。你说推动社会良好风俗，这是政治家道德家做的事情。而记者如果不把这个记录的事情做好，我 是失职的。
RFI：但是最近富士康的事情给很多人带来一个反思：在有些情况下，比如富士康这样的连环自杀，媒体在里面所起的作用并不仅仅是一个旁观者，而同时是一个参与者、一个当事者。每次报道第11个、第12个、第13个时，都会在潜在自杀人群中产生一种激荡效应。
安替：一般来说，对媒体的要求是"自由而负责"。没有自由，就是没有责任的。一个被限制的媒体，谈什么责任？这不是笑话嘛。您说得非常对，一个自由 媒体，在这种自杀报道时有非常严格的伦理标准，不要造成社会的伤害。但富士康这事件，立刻禁令就下来了。一个不自由的媒体，也一定是不负责任的。因为责 任，是公民在自由状态中、机构在自由状态中对自我的规范。一个不自由的媒体，你希望它有这样的内在道德规范，是不可能的。而一个不自由的媒体谈论责任，是 虚伪的。当你都不能继续往下报的时候，媒体的基本功能都消失了。一个一直没有机会自由的媒体，你让它在关键时候负起责任，它不会，它没有学会过。
RFI：归结起来，在专制体制下生存的媒体，怎么能够找到一个努力向上提升、而不是向下沉沦的出路？
安替：非常简单――分开新闻人和新闻媒体两件事情。新闻媒体如果没有言论自由的话，我们新闻人必须要每天实践言论自由。换句话说，如果媒体报不出 来，我们就在博客上写，twitter上说，那上面是限度相对较少的，新闻人有责无旁贷的责任去推动言论自由，每天都要去实践言论自由，仿佛言论自由已经 实现。如果你觉得因为机构没有言论自由，所以自己消极地面对这个事情，我觉得这是对历史的不负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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