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前年反CNN的风波中，中国爱国青年主张的一个原则是，新闻媒体的报道应该客观真实，言论不能被操控。这几天，几乎是同一批人，对谷歌退出中国市场的声明义愤填膺，表示支持政府的网络审查。
看起来互相矛盾的逻辑，其实只是一个不诚实的表象，背后隐藏着另外一个原则，那就是国家利益。
不过，也几乎是同一批人，又在宣扬中国传统文化的伟大，尤其是孔孟的儒家文化。他们似乎不知道，在《孟子》的第一篇中，梁惠王问孟子，有什么对国家利益有好处的建议没有？孟子的回答是：“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
孔孟二贤作为彼时的公共知识分子，也在批评社会，挑剔政府，捍卫自己的原则。其中的一个原则，就是孔子说的，“不义而富且贵，在我如浮云。”
孔子只是看不上不义之财，到了汉代以后，畸形的尊孔文化中，历代王朝都不同程度地实施重农抑商的政策。现在看来，商人被“困辱”的结果，不仅是没有积累社会财富，而且使得商业伦理的历史上成为一片空白。
西方国家经历过重商主义的传统，不仅不嫌弃贸易，还把它作为富国强民的手段，是典型的国家利益至上。随后，个人主义兴起，自由市场成为主流的商业观 念。在这个承认商业的历史中，商业伦理的反思也从来没有停止过。我们最熟悉的就是马克思的论断：“资本来到世间，每个毛孔都流着血和肮脏的东西。”
马克思提出的问题并没有过时，只是解决之道不一定对。西方社会对商业伦理的规范和商业的发展轨迹并行。尽管资本仍然时不时露出邪恶的本性，干了很多 坏事，但是人们对于如何控制它，一直在想办法。中国古人提出的“财自道生、利缘义取”，也成为西方一些有良知的商人的主张。Google公司的“不作恶 （Don't be evil）”就是这样的一个口号。
缺乏商业传统的中国社会，到了三十年前突然打开国门，发现了市场经济的好处。由于经济改革政治不改革，一批经济学家在介绍西方经济学理论时，矫枉过 正地为资本唱赞歌，而对商业伦理视而不见。“流着血和肮脏的东西”的资本，毫无批判地成为社会的宠儿。“资本的原罪”成为不义商人去罪化的一个挡箭牌，“ 成王败寇”成为唯一的价值评判标准。
于是，很多人不理解一个商业公司，为什么打出的口号不是“全力以赴、争创第一”，而是“不作恶”。其实，只有在当下的中国社会才有这么多人对此感到困惑，甚至冷嘲热讽。无论在中国古代社会，还是当下的西方社会，人们对于“不义之财”都是十分谨惕的。
百度公司通过竞价排名挣来的钱，就是典型的不义之财。Google声明抗拒网络审查，百度的首席设计师孙云丰先生不仅没有自惭形秽，反倒辱骂它 说，“我的唯一感受，就是恶心”。他显然看不起义利之辩，抛出的最主要理由，也是这些天来被人反复拿来“戳穿”Google的事实，是这样一个假设，“如 果谷歌占据了中国80%的搜索市场份额，Google的高管，还会这么高调的宣称要不作恶，从中国退出吗？”
这些人应该明白，对于一个社会事件来说，单一条件的假设毫无意义。假如谷歌占据了中国80%的搜索市场份额，它当然不会撤，因为它能取得那样成就的社会，就一定不是现在这个社会。当下的中国社会，能够占有80%市场份额的公司，只能是百度，而不是Google。
我并不想说谷歌就是英雄，它做得远远不够。在这几年内，它未必对得起自己的那个口号。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在一个道德矮化的社会，想要成为英雄的人 们，往往都会被唾沫淹死。一个原因是，人们不相信世界上有这样的人，有这样的信念。另外一个原因是，英雄冲动让更多的人相形见绌，道德破产，为了继续道貌 岸然，只好拼命反击，恶人先告状。在二十多年来的中国社会，这种现象屡见不鲜。
这其实也是二十多年来的教育理念。自从伪正义被王朔等人无情嘲笑之后，“告别崇高”成为时髦。政府主导的学校和媒体，除了习惯性地谈点自己都不信的 伪正义之外，真正实施的其实是去正义化教育。受这种教育成长起来的很多人，生存策略上跟前辈有了很大的不同，不再为自己的作恶进行辩解，而是彻底否认世界 上有不作恶的人。也因为如此，他们对于自己在言论自由原则上的前后矛盾，也从来不会觉得难为情。
中国政府对于网络审查，并未有过直接的承认。外交部发言人姜瑜女士还在辩解说：“中国的互联网是开放的。”而一位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的清华大 学学生则直言不讳：“如果谷歌公司想要逃避审查，我无法接受”。在一篇被网络广为转载的文章《Google退出中国市场并非出于政治道德》中，作者高仁说 到网络审查也很坦然。他的论证方法很有代表性，那就是不去谈审查本身的对错，而是说“网络监管中国政府并不是唯一一家”，美国、加拿大的政府都这样做了 ——谁都不清白，所以你也别指望我。当然，他并没有谈到这些政府在监管中所面临的各种压力，以及由此而产生的行政伦理底线。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可发邮件至zpcp678@gmail.com与作者联系。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