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人郭玉闪

郭玉闪的blog：http://guoyushanblog.blog.sohu.com/

作者：和小宇   来源：经济观察报

　　在采访的过程中，郭玉闪接了一个又一个电话，几乎所有的电话都跟三聚氰胺奶粉事件有关。作为公盟三聚氰胺奶粉援助团的总协调人，三聚氰胺奶粉案是他眼下最主要的工作。

时至今日，骇人听闻的三聚氰胺奶粉事件引发了各方的关注，但由于种种原因受害者群体还一直没有发声的机会，这在郭玉闪看来是悲哀而荒谬的。“我所做的就是尽力让受害者群体在公众面前亮相，发出他们自己的声音，同时希望能促成专门关注三聚氰胺奶粉受害者的基金会的建立。现在完全彻底的诉讼已经不可能，而且一次性的赔偿不能解决问题，要想让那些孩子和家长得到真正有效的长期救助，成立基金会是比较好的方式。”

郭玉闪说起话来，语速峻急、吐字有力，再配上严肃的黑框眼镜和执拗的眼神，气氛一下子就凝重起来，不由得让人想起作家余世存对他的描述：“一个热情似火的学者，做过沙龙、慈善、环保、维权、学术、翻译……”

尽管最近忙得不可开交，他还是抽空重温了罗曼・罗兰的小说《约翰・克里斯多夫》，这是他大学时的至爱。

他不禁转述了该书的结尾，“圣者克里斯多夫背着一个孩子过河，随着一点点的前行，感觉孩子在肩头越来越沉重。到对岸后，疲惫不堪的圣者问，孩子你究竟是谁。孩子回答，我是那即将到来的日子。”

一

郭玉闪1977年生于福建莆田，1995年进入南京邮电大学邮电管理专业。但是他本人的兴趣主要在文史哲方面。“我从小就喜欢历史，到了大学才接触到一些真正优秀的历史著作。而这些著作的内容跟自己以前学习的教科书又有着非常大的出入。”茅海建等学者的著作对他来说，就是启蒙的第一步。

这种精神换血的过程是痛苦的，“之前你被灌输的东西往往都是错的，这种感觉太糟糕了。另外，历史，尤其是中国历史往往缺乏现代文明的熏陶。你可以从中读到人的张力，人在历史中沉浮的命运，但没有是非观念。”

他的价值观的建立，得益于一次旁听，“上大三的时候去南京大学旁听，当时是文学系的老师王彬彬在上课。王讲到了哈耶克，并提到了这么一句话，‘自由就是压迫的不存在’。我当时一下子呆住，真有醍醐灌顶的感觉。”

也正是在这一年，郭玉闪开始思考今后的选择，“假如真的想要改变一点东西，想要对社会承担责任的话，应该走什么样的路？”

当时学校里也不乏一些愤怒、激进的年轻人，但郭经过冷静思考，得出的最后结论是，“无论社会变革如何轰轰烈烈，多数老百姓还是得面对柴米油盐这些生活的现实。”他觉得相比起社会运动而言，民生问题对自己来说更为紧要。

而说起民生，他所钟爱的文史哲似乎也显得有些飘渺遥远。经过一番考量，郭玉闪认定了经济学。之后，南邮图书馆里多了一个埋头啃经济的小伙子。“学校里所有经济学方面的书我都读了一遍。现在回头看，又是读了大量的垃圾。”但正是靠着脑子里装下的垃圾，他顺利通过考试，进入北大读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生。

到北大之后，又一轮清理精神垃圾的工作开始进行。“我们的经济学教育也是失败的，教材全是误事的东西。而经济学家有时候跟革命家一样虚妄，以为几条曲线就能解决国计民生的问题。所有宏观经济学都参考凯恩斯，微观经济学参考马歇尔，但原著里的古典精神却没有，就是一些教条式的整理。”

最幸运的，是还有周其仁这样的好老师，1998年的电信改革论战使郭玉闪开始关注周其仁。“他和张五常这些经济学家行业研究的功课很足，这正是我需要的，因为行业跟民生相关，把它们研究透就是把民生问题说清楚。”他大三时树立的志向从此有了清晰的落点，并很快服膺于芝加哥学派，一头扎进该学派的论文研读之中。

“当初对哈耶克主要是政治价值层面的认同，经过这样一番学习后，我在自由主义经济学层面的观念也建立起来。”

二

在研究生期间，郭玉闪对自己的人生志业已经抱有笃定的决心，并为之放弃了出国读书的打算。“我觉得既然是关注民生，那就不如留在国内，从现在开始一点点地做起。”

他在北大的时候，恰逢“一塌糊涂BBS”如日中天，最鼎盛的时候网友达30万之众。他很快成为公民生活版块的活跃网民，ID名为“郭大路”，这是古龙小说《欢乐英雄》里的一个人物，以赤诚和执拗的侠义情怀著称。

除在论坛发帖之外，他还参与组织网友聚会。一开始是“一塌糊涂”的网友聚会，后来又组织了草坪沙龙。他邀请一些校内外的学者和社会人士来到静园草坪，跟北大的同学们围坐一角座谈。崔卫平、王怡等学者、作家都曾受邀出席过沙龙。

“一塌糊涂”后来被迫关闭，而草坪沙龙则在之后坚持到2005年上半年，那时候郭玉闪已经离校，他的师弟李英强把它接过来继续做，直到他本人也离开学校。

沙龙一直采取低调宣传的态度，而校方的做法也耐人寻味。讲座一般周六下午举行，每当讲座时间临近的时候，草坪上就突然开始喷水，郭玉闪等人就只能改换地点，到小树林或者其他更不显眼的地方。

正是在这段时间里，郭玉闪跟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建立了牢固的联系，例如后来跟他合作多年的李英强、王克勤、许志永等人。

2003 年，身在北邮教书的许志永竞选海淀区人大代表，郭玉闪则组织了一些朋友在校内展开了围绕选举的活动。“我们几天内印发了1500份调查问卷，之后把问卷和建议送交主管领导，要求改变不合理的选举程序，用预选程序替代酝酿产生程序。”此事让许多校领导认识了这个经济系的“刁民”。

同年年底，王克勤找到郭玉闪，希望郭能对出租车的垄断管制进行学术分析。王克勤是《中国经济时报》的记者，以揭黑打黑闻名。在2002年底他写了关于北京出租车行业垄断黑幕的文章，其揭露的出租汽车公司攫取巨额利润、广大司机惨遭盘剥的现实令人震惊。

正是这个合作的开始，让郭彻底放弃了继续攻读学位的学院式规划，开始了行业研究和维权援助结合的道路。而他跟出租车也有了不解之缘，现在在百度上搜索郭玉闪，百分之九十九的结果都跟出租车行业有关。

2004年的一天，郭玉闪、王克勤以及郭的师弟李英强聚在一起聊了个通宵。“当时我们雄心万丈，说的是要几人联手，把那些垄断行业一个个地打掉。”

郭玉闪先是进行调研，后来写了一系列的文章。“我们的工作就是做研究、写报告和媒体文章，同时帮助各地出租车行业内的维权人士，给他们策划、建议理性抗争之路，并提供相应的法律援助。”他强调，目的不仅仅是揭黑，还要试图厘清原因，给出解决方案。

这一套工作模式到现在也没有改变，但是出租车行业的问题迄今也未见改观，最近此起彼伏的罢运正是最好的说明。“从公众舆论角度来说，大家对该行业的认识已经有了一定的共识。但现在情况却越来越糟，在数量管制政策之下，由于对出租车的需求量一直在上升，行业形成了高额的利润，所以各地也纷纷效仿北京，通过公司化来抢夺司机的血汗。”

“利益的驱动永远比理论更强。”郭玉闪感到非常悲哀。

毕业之后，郭玉闪先后在天则经济研究所、《权衡》杂志等经济专业类机构任职。同时，作为一个活动家的工作也从未停止。2003年，许志永牵头成立了“阳光宪政”，主做法律援助。郭玉闪也参与进来，后来该机构重组，改名公盟。工作内容大致分为三块：法律研究、个案援助和公民参与。在后两块领域里，一直少不了郭玉闪的身影。

三

在做北京出租车行业调研的时候，郭玉闪认识了一个叫做车殿光的维权司机。他第一次跟郭玉闪打电话就说了这么一句话，“要是搞选举，市长和我还不一定是谁选得上呢。”这位口才了得、豪气干云的北京师傅，一直让郭玉闪钦佩。

他后来把自己的研究论文给车师傅等一帮司机代表看，结果他们提了一堆意见，“说的全是要害。”由此，郭更加坚信，“真正好的研究，必须是抓关键问题。而社会现场的调研，不是为了增强理论水平，而是为找到问题的所在。”

他还经常给朋友讲起另一位出租车司机。他所在的出租车公司先是把牌照卖给个人，然后又让司机们挂靠公司，强行收取挂靠费。这个司机不服气，开始一次次的上告。第一次打官司的情景令人哭笑不得：他请的女律师到场后，法警站到她身边，一直在晃动警棍，一副套在棍子上的手铐哐啷作响。吓得这位女律师第一次开庭后就退出了代理。

从那之后，这个从前的法盲只得自己出马，他开始自学法律，一次次的上告，输了接着来，终于在一起案子中胜诉。最后那家被他状告的公司以破产倒闭、老板跑路而告终。他为了打官司准备的相关材料，用郭玉闪的话来说，“比博士的论文还要有条理。”

郭觉得，这几年从这些人身上学到的东西难以估量，“他们的方法和心态，都让我受到了太多的教育。”

面对往往不可避免的一些阻挠，郭玉闪觉得自己还是可以保持平常心。“我相信社会的变迁是个累积的过程，而在中国这样的环境中，知识分子没有其他的东西，只有以坦诚的姿态、光明正大的做事才行得通。我们和对方只有互相知道原则和底线才能展开博弈”。“公开才能产生稳定的预期。如果你什么都捂着做，那别人怎么对你有信心。”他说。

2007年3月，他牵头成立了传知行社会经济研究所。说起成立的初衷，郭玉闪说是为了建立一个新的平台，给那些有理想的、愿意研究民生问题的年轻人提供立足之地。一些80年代出生的青年也加入到了这个充满朝气的机构，例如刚刚从中国政法大学本科毕业不久的楚望台。他在校期间拍摄过上访村的纪录片，曾在定州征地血案发生后，只身赶赴现场进行调查。

现在传知行的工作重点也是三方面：一是中国转型思想研究，包括国外著作的译介和国内改革范式的研究。二是民生研究，主要集中在垄断行业，除了出租车之外，目前进行的项目还涉及到电力、医疗和税收等方面。三是跟夏霖律师（崔英杰辩护律师）在法律方面合作。近期的项目则是呼吁废除死刑等等。

四

郭玉闪在博客上的自我介绍是，“目前服务于两个NGO，一个是做研究的,叫传知行社会经济研究所，一个是做行动的，叫公盟。最喜欢做的事情是走遍三山五岳，遍结天下英才。最高兴的事情是读书有得，社会有进步。”

说起读书有得，最近对《约翰・克里斯多夫》的重温就让他感触良多。“当初是年轻，着迷于主人公原始的生命力和精神的飘泊感，模糊地感觉自己可能会接受一种沉重的生活。”十年之后，他觉得所有的沉重都确切无疑。“我不敢说自己有那股生命力，但现在心态已经能做到基本平和。”他语调依然强劲，但不忘注意措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