冉按：这是为《开放》杂志写的稿件，刊于七月号，易名为《网络与公民社会》。杂志或有删节，此处为全文。
对 自由民主的争取，对自身权益和尊严的维护，在当今中国已成为一个公开的潮流。但由于专制政府统治过久，占有诸多社会资源，使得民众从思想的开放程度上，到 对诸多权益的维护上，其能力都有明显的不足。这种能力的缺乏，其原因甚多，但其中最主要的一点就是由于政府掌控所有媒体、垄断信息发布的权利——对不利于 官方的信息就禁绝，对有利于自己的信息无限夸大——使得民众对真相缺少了解。缺少对真相的了解，对多元信息的自我判断，人就不容易像言论自由的环境下最大 限度地做出有利于自己的利益衡度。更为可悲的是，在做出了不利于自己的利益选择后，还对伤害自己权益的人感恩戴德，这样的吊诡与讽刺，不只伤害我们的实际 利益，也损及我们的尊严与智商。
一：真相
可 以毫不夸张地说，真相是建立公民社会的立足之本，没有真相，表面的正义就会遮掩更多的不义与丑恶。既然真相这么重要，那么作为民众，我们如何获得真相呢？ 二十世纪以降、由于我们得技术之惠，可以从一些渠道获得有效的解决。传统传媒、书籍杂志、网络手机等，都是不错的渠道。但问题在于，这些看上去能透露真相 的工具，既可以为民众所用，更容易被官方盗用劫持。
的确如此，六十年来中国政府只让民众听他们想 让他们知道的，看他们能看到的，这就形成了一种信息上的路径依赖。有不少民众几乎天然地相信政府的说辞，把政府常年挂在口头上的“相信政府”当成不折不扣 的御旨来信守。与此同时，信息的准确与否，几乎是毫不批判地以官方发布者为标尺。谎话说尽的中央电视台、新华社、人民日报等，在信息垄断、权力胁迫之下， 成了毋庸置疑的权威媒体。你为什么不想一想，当官方只允许你转发或者相信这三家机构的时候，它们为什么成了准确与权威的化身了呢？
以 中国官方几十年的经验来看，他们对传统传媒的控制是相当出色的，其出色的标志，就是培养了一大批信任官方权威机构和政府说辞的人。但由于互联网的兴起、手 机通讯业的发达，人们获得信息的渠道再也不能被官方完全控制了。互联网的即时性、互动性，以及发布信息和意见的快速、多元，都是此前传统传媒中的任何一种 不可比拟的。这十几年官方动用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来制造金盾工程封堵民众了解国外更多更真实的信息，但在网民越来越多的今天，可以说基本上处于失败的边 缘。
正是因为金盾工程耗费纳税人的血汗而又功效不大，官方才进一步强行要求各电脑生产商安装旨在 限制多元信息和言论自由的绿坝软件。且不说这种软件质量之低劣，已为人所破解，就是这款软件强大到能监控任何信息的地步，就必然让民众了解信息的热情止步 吗？这恐怕只是一厢情愿的幻想。当越来越多的民众不怕被请去喝茶，不怕你加诸他的罪名的时候，那么你再强大的过滤功能也等于零。用绿坝软件来监控民众，恐 吓他们去了解更多的信息，是建立在官方对自己能力过于自信的基础上。正由于诸多信息的开放，人们的权利意识的觉醒，使得更多的人敢于起来为自己的权益而斗 争。勇气像恐惧一样，也是可以传染的，有勇气的人越多，所有对信息阻隔的工具都将失效，一切真相将会因此大白于天下。
二：传播
有 多元的信息，还要靠我们每个人来传播。而现在互联网的传播技术，相对互联网早期有极为不同的变化。即时通、推特、饭否等工具比相对传统的BBS、博客传播 得更为迅捷。更为重要的是，消息的发布没有事先审查制度，使得凡是使用这些工具的人，都可能成为新闻的发布者，必定使任何一个地方的新闻不致因人为的阻隔 而有所遗漏。
真相是民主自由的利器，是专制者的软肋。之所以官方能够遮掩真相，不只在于他们能垄 断信息源，更在于他们能掌控信息流，传播路径和渠道完全为他们所左右，正所谓源流尽在他们的主宰之下，要想探寻真相，那便是难上加难。信息来源及传播渠道 的多元化，必然使更多难以在传统传媒上面世的消息，得以在互联网的空间内传播，从而使那种想瞒天过海的对他人利益的侵犯，得以减少，或者将所受损害降到最 低的程度。如湖北巴东的邓玉娇案，便是网友第一时间发布消息，外地网友前往参观声援，网上各种舆论风起云涌，使想掩盖事实的官方受到很大的压力。虽然官方 受尽一切办法来打压对邓玉娇案真相之揭露，而且从故意杀人到故意伤害，到最终防卫过当免于刑责，有许多法律程序上的问题，邓玉娇亦没有得到真正的无罪结 局，但最终这个漏洞颇多的结局，也是经民众特别是网民博弈而官方妥协的结果。
邓玉娇案清楚地表明 传播对于揭示真相的重要性，同时更加立体化地展示一个地方案件如何演变成全国性案件的过程。由于网络的全国乃至世界化特性，使得那些伤害民众利益的案件特 别是群体性事件，变得分外令人瞩目。杭州飙车案、邓玉娇案、南康群体事件，以及写此文时正在发生的湖北石首抢尸案、江苏江阴和山东东明重度环保污染致民众 患病案等，均陆续受到各地网民的关注，使得这些欺压民众的地方政府的恶行劣迹，在一定程度上得以曝光，这在没有互联网之前是不可想像的事。换言之，互联网 的广泛性，即时性，新闻发布源流的多元性，使得任何一个小地方所发生的与民众有关的事件，都成了事实上颇受关注的全国性事件。
从 周曙光报道重庆最牛钉子户事件开始，现在有更多的网友加入了事实上的“公民记者”的行业，他们把所看到的一切，用文字、图片、视频的方式，通过博客、 BBS展示出来，甚或通过饭否、推特加以及时迅捷的直播。当然传播真相的过程中，是有一定风险的，比如南康事件中报道的醉葫芦就曾被当地国保请去喝茶，接 受调查。但当所有人都视这种官方的威胁性调查为无物，把传播真相当作自己作为公民份内事的时候，无疑会使更多的人加入公民记者的行业，传播真相会成为一个 上好的公民训练场所。
三：教育
大陆官 方五、六十年代为了应对成分论、血统论的悖论，给那些地、富、反、坏、右之外，有问题的子女一个出路，名之曰：“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教育在中国大陆就不 是只有学校教育一义，更重要的在于社会教育的改造性和强制性，比如你到华北革大去洗脑也叫接受教育，比如知识青年因为城市的就业而被赶到乡下就叫接受贫下 中农再教育。所以真正的教育，应该摒除强制性，摒除改造和洗脑。
但问题在于四九年后的中国教育， 党委进驻学校，党化相当严重，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语文课和政治课重叠，以至于在文革时期的教材中，连数学课程里都夹杂着许多毛泽东语录，其意识形态的严重 毒化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可以说四九年后的教育，不仅是教学方法、考试内容上严重受党化的支配，特别是教材的编写方面有相当大的问题。在一个以普及教育为 要义的工业化时代，教育的规模性促成教材的编写变得极为重要，因此教材的好坏直接影响到教育质量。
与 我同住一院的著名作家流沙河先生上世纪四十代上小学一年级，第一课是“天亮了，天亮了，快起来，快起来”，而我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小学一年级的第一课则是“ 毛主席万岁”，而2002年我的女儿上小学的时候，教材有所改观，第一册的最后一句依旧“长大要为人民立功劳”，从中可以约略而直观地看出国共两个朝代意 识形态对教育的影响程度。但现在也有些人在做编写教材的努力，如谢泳、夏仲义、钱理群、摩罗、任不寐等编写的大学、中学语文阅读教材，就以探求真理、审美 教育、培养公民为要旨，虽然只是小范围内使用，但所起到的公民教育的作用，是无论如何不能低估的。
民 国时期，教育界、知识界特别活跃，哪怕是国民党大陆政权的后期，教育中的党化影响也是非常小的，不像今天中国这般无孔不入，教育愚民的程度甚深，对教师和 学生的控制极严。在今天学校教育依旧受到诸般掌控和毒化的时候，我们也不是没有机会对教育做点滴的努力。特别互联网兴起后的社会教育，对学生清洗他们脑子 中官方的毒化，是有一定效用的。一些朋友常常感到生不逢时，很感叹民国时期办同仁杂志同仁出版社之如何风光，被查禁后明天就可以立马申请，卷土重来。但事 实上，我们今天也有这样的机会，即你可以开博客，每天发表自己的见解，相当于办一张个人的报纸，持续不断地向社会运输自己关于民主自由的观点，而这种因符 合民众的利益，使得受众的关注度一定不低。事实上，正是如此，国内有许多写作博客（包括推特、饭否等微博客）的人，正像民国时期的陶行知、晏阳初们办乡村 教育、平民教育运动，现在许多人也在办着“互联网教育”。
“互联网教育”与此前的许多教育颇有不 同，直观、互动、及时，还有各种观点和信息的交锋，使得老师与学生之间的关系模糊起来。由于互联网的百科全书性质，一方面给大家提供了强大的搜索功能，变 成一本大家可以查询和阅读的“电子字典”，另一方面相对能干的人在其间贡献了较多的有知识含金量的东西，使得所有的人有自动学习的机会。再者，由于互联网 吸纳知识并无参与人数的限制，使得受互联网这种社会教育人数大大增加。大家在互相探讨、切磋、批评之中，习得了宽容、理性的精髓，就像毛向辉先生的“分享 主义哲学”一样，使合作、沟通、理解、人人为我、我为人人成为一种可能，从而为做一个良好的公民打下了基础。
四：行动
中 国有个古老命题——“知行合一”——对知识分子所造成的困扰，知难行易还是知易行难，总是纷争不休，没有结果。知不易，行亦困难，没有哪一件是可以轻松做 成的。按常理，任何一个行动，在你行动之前一定要知道它的意义及目的何在，而不是盲动。从这个意义上讲，知永远在行的前面。知道一件事值得去做，这个行动 有意义，最终能够去实施这个行动，这中间有极大的距离。我认为人的最佳状态，应该是在知的过程中，在行动的道路上。
言 论的巨人，行动的矮子，固然不好，但没有计划的盲动也未必就能结出良好的果实。社会学者刚多赛说过：光做好事是不够的，还必要用好的方式去做。也就是说， 那种不惜一切手段达到最高目的“一切为了目的论”，往往播下去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所以我对那些以高尚的目的为诱饵，其手段却恶浊不堪的所谓行动， 总是充满疑问，因为大陆的政权就是在这样的“号召”下“成功”的，对于此种无视手段的目的论，大陆的民众有足够的切肤之痛来怀疑它。
比 如去年5.12大地震中的救灾，有一些机构和个人也不是没有善心与善行，但他们的善心和善行却充满着许多表演性质。有些演艺明星去的时候怕媒体不知道，完 全像带着一帮狗仔队一样去灾区“到此一游”，有的甚至把受助者当作市恩的对象。在行善的过程中，不顾及受助者的尊严和心灵，这种“行善”的行动，其有害性 是相当大的。但同是在帮助当地受灾者的情形下，台湾建筑设计师谢英俊就地取材、注重环保、造价较低、参与性强，使当地民众参与建房的同时，学会了建房技 巧，互相帮助，从而使单纯的受助活动，变成受助和自救的混合努力过程，从而使民众达致一定意义上的民治（by the people）效果。这是NGO组织做灾后重建的最高状态。对于很多中国大陆的志愿者来说，有的连做志愿者的经验都很少，更不用说在如何行善的过程中，学 会尊重他人，最重要的是引导灾民习得自治的本领，完成由他助到自救的转型。
我曾给志愿者做过一次 演讲，提到建筑设计中尊重当地民俗民风，甚至尊重在外地人看来比较迷信的因素。如果当地民众重视开窗采光的风水（风水也不全是迷信，也有堪舆学上的意 义），只要在不损害建筑结构，不破坏安全和防震性能的情况下，应该尽量尊重别人的选择，因为习惯很多时候是文化的一部分，虽然看上去不够科学，却负有其他 物事不可替代的特殊的情感寄托。这就像我们都知道清明节去给逝去的亲人和祖先烧纸钱，根本没用，却依旧乐此不疲地去做一样，这是情感的领地，科学不是万能 的。那种把科学万能地尝试到灾后重建中，必然会遇到一些不可逆料的麻烦。
说到培养公民意识的公民 行动，就不能不说到艾未未公民调查小组，为了调查5．12大地震中学生死难者名单所做出的艰苦努力。在艾未未公民调查小组行动之前，四川的谭作人、谢贻卉 驱车乡下做了大量的调查工作，写出了切实的报告，惜乎谭作人为此事被捕，而致此事最终搁浅。但艾未未调查小组遍及四川灾区，几十位志愿者忍受当地官员、警 察等人的刁难、阻扰，拿出五千多信实可靠的名单，真是可感可佩。这些参与的志愿者多为年轻人，但他们理性、隐忍的踏实作风，却给人留下极深的印象。更为难 得的是，他们在受到警察盘问的时候，他们会主动要求警察出示证件，没收物品需要警察出示清单。别小看这些小小的对警察来说算是“刁难”的举措，却正是一个 公民对法律尊重的基本做法，这对当事双方都是一个极好的法治教育，对培养公民理念，也是一个直接的训练。
关 于行动中培养公民意识，并不只是直接去做事才叫行动，我曾写过一篇文章叫《用你的见证作改变》，就提倡大家用力所能及的办法，用脚投票的方式来行使自己公 民的权利。如不买任何造假媒体的账，如不看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继而买《炎黄春秋》，给北京公盟法律中心每个月捐几元钱的款，细水长流，彰显爱心与力量， 这也是难得的公民训练。做这样的事，在恐惧感遍布全身的中国大陆普通民众并没有什么危险，但却可以用自己微弱的力量，来做出自己的赞同与反对。此种事情积 少成多，汇细流而成江海，公民社会的逐步形成便是水到渠成的事。
五：思维
我 曾在博客上回过一封大学生的来信，名为《不要被仇恨所束缚》。其中有几点都谈到思维问题，兹摘几个小标题—— “不要在思维上成为反对者的俘虏”、“思维雷同，很不经济”、“不要模仿草包，做思维上的恐怖分子”——并引两段文字作为我为什么要谈“思维”的变革，对 公民养成之重要的证据。我对法轮功遭受官方的迫害，有相当的同情，但我很遗憾，对他们模仿共产党的思维与做派，并不认可。
“ 官方几十年的所作所为，所犯下的过错有目共睹，这样的结论，我们是通过艰辛的现实感受及众多资料证明，从研究所得，不是信口雌黄。也就是说，我们不能为义 愤所困，不惜歪曲事实，来曲就自己的观点，以利打倒敌人，保存自己。在某种意义上讲，尊重事实比所谓的‘胜利’ 更重要。《九评共产党》的观点也许有可采之处，但他们的思维路径，完全成了共产党的跟班和影子。很多时候，所谓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其实是一种宿命的反 噬。仇恨的反噬作用也是相当巨大的，争取自己的幸福并不需要去仇恨他人，哪怕这个‘仇人’是巨大的共产党。制造敌人不能带来快乐。对共产党思维和做派的模 仿，使得法轮功所得到的同情反而减少，这种伤害，他们至今似乎不知，不能不为之一叹。在一个信息发达的时代，互相描黑，是杀人八百自损三千的蠢事。
我 们有时看到有思想的人，常给我们茅塞顿开的感觉，这种感觉是多种因素综合的结果。比如他渊博的知识，雅健的笔墨，风趣的话语，逻辑的力量，得体的风度，在 在都给我们以教益。那么这一切是怎么来的呢？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他有一个不寻常的思维方式。所谓不寻常的思维方式是什么意思呢？据我粗浅的理解，就是 他不被现存答案所囿，他常会换位思考，他总是相信人的局限胜过相信人的完美。我们是接受阶级斗争和仇恨教育长大的，这是我们终身都要警惕的。为了衬托自己 的伟大，不惜把对方描黑或者妖魔化，这种弱智化的草包思维，陷我们于不义久矣。”
很遗憾，有很多 机构和个人因受大陆官方的迫害，而同样使用官方颠倒黑白的方式来批判官方，从而进入一个无法自解的泥淖之中。作为一个公民，我们热爱民主自由，应该实事求 是，不完全被利害所捆绑，而尽量以是非来评判。非此即彼、非黑即白、非友即敌的二元思维，与人斗其乐无穷的斗争哲学，长期以来毒害中国人甚烈。国人之间缺 少信任、充满敌我思维，被仇恨所捆绑，这在一些争取民主自由的人身上也体现非常充分，在可以想见的将来，这样的思维在中国依旧有广大的市场，的确是一件非 常令人遗憾的事。
2009年6月20日星期六写于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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