７月1日是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简称工信部）要求在电脑销售中预装“绿坝”过滤软件的起始日子。从最近的消息来看，虽然工信部强调此软件是自愿安装且可以卸载，但依然打消不了人们对政府可能控制网络言论的疑虑。(编按：中国官方已宣布推迟执行有关措施。）
简单还原一下事情的经过，可知工信部的此一决策显得有些草率。最早披露此事的是《华尔街日报》。6月8日，该报的一篇报道声称中国拟在所有个人电脑出厂 时，安装阻止电脑访问某些网站的软件是在“收紧互联网控制”。该报道出来后，工信部《关于计算机预装绿色上网过滤软件的通知》同一天也在“绿坝”软件的官 方网站——绿航网上公布。按照“通知”的说法，安装“绿坝”的目的在于“屏蔽和过滤互联网上诸如色情、淫秽、暴力的信息”，以防止未成年人免受不良信息之 害。但此一说法遭到舆论的广泛质疑。
在没有更多证据显示工信部还暗含其他目的之前，姑且相信工信部的确是为给未成年人过滤有害信息。应 该说，这个出发点是好的。在中国几亿网民中，主体是中小学生。鉴于他们的鉴别力不高，以及作为这一年龄阶段所特有的对外界事物的好奇和模仿能力，假如他们 把网络行为中形成的暴力、色情等不良道德意识内化为现实行为，破坏的就不只是网络秩序，同时还会对现实社会秩序与伦理道德进行解构和颠覆，给社会造成严重 危害。因而，对未成年人有害的色情、暴力以及其他不良信息等，有必要通过技术手段过滤掉。这也是国际通行的做法。
技术过滤须坚守自愿原则
但问题在于，技术过滤必须坚守自愿的原则，而不像现在一样，强制预装指定的软件。政府可以向社会和家长发出建议和倡导，或者推荐技术过滤等软件产品和方 案，但须把是否安装过滤软件的决策权力交给家长。因为对什么是危害儿童成长的不良信息，家长比政府更清楚。政府在运用公权力的时候，必须区分公域和私域， 对网吧、学校、图书馆等公域场所，为保护少年儿童不受不良信息的侵害，政府可以强制这些机构预装过滤软件；但对家庭等私域场所，政府是不能代替成年公民来 辨别何为有害或无害的信息。即便出于保护未成年人的目的，让家长自主发挥作用，也远比政府更为实际和有效。
今天中国的互联网，已经超越 了单一的传递和获取信息的功能，其本身的交互性以及相对宽松的言论空间，被广大网民寄予为实现信息透明、言论自由和社会正义的渠道。特别在当下，网络正显 示它巨大的对公权力的监督力量。这种情况下，政府强制预装指定软件的做法只会令公众反感，因为公众担心政府过滤不良信息的说辞只是一种借口，真实目的是强 化互联网的控制，限制人们自由使用网络，获取信息。所以，政府在这方面如有点滴的迹象，都会引起社会的忧虑和民意的巨大反弹。
从工信部 被动回应社会的质疑来看，我猜测其在作出这项决策时，是没有考虑到公众对此会有激烈反应的。它可能认为，既然是政府出钱免费为广大用户预装不良信息的过滤 软件，似乎就没有必要还对社会履行告之义务，或者就此事举行听证。要不是媒体将此事披露出来，人们或许在7月1日以后还不太清楚自己新买的电脑里已经预先 安装了这样一款过滤软件。
工信部在此一事件上的行为和表现，可以用国家“父爱主义”来说明。“父爱主义”是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内提出的 一个概念，专门用来解释社会主义国家的国有企业为什么会存在“软预算约束”的问题。科尔内指出，国有企业的软预算约束不仅是财政和金融方面的问题，也是国 家与企业间关系的问题。国家对企业的保护和企业对国家的依赖是造成软预算约束的重要原因。他把两者间形成的温情脉脉的关系称为“父爱主义”，国家视企业为 自己的子女，不能放任不管。
须抛弃父爱主义决策方式
从上来看，“父爱主义”有两个基本特征：“善意”和“强制”。正因为国家的行为是“善意”的，所以无须征求治下子民的意见而“强制”推出。用一句通俗的话说，“管你，是为你好”。
“父爱主义”虽然是一个舶来品，但于中国却有着根深蒂固的传统。“父母官”这一称谓就是一种典型表现。何况中国刚刚经历了整整一个父爱主义大行其道的计 划时代。在那个时代，不仅大到国家的长远发展，政府都规划好了，就是小到每个人的“衣食住行”，政府也替你准备了。每个人无需思考，只要按照政府说的去做 就是一个合格的“公民”。
改革后，虽然市场经济的交换关系发展了起来，但此种由传统和计划时代养成的父爱主义思维却被保留了下来，例 如，不少政府部门及其官员总觉得自己应该比一般的市井小民站得高看得远，或者比老百姓自身更清楚需要什么，仿佛他们不为民做主，老百姓就无法行动一样，因 此，也不管民众是否同意，恨不得将老百姓的一切都管理好、安置好。
在中国的环境下，家长对于未成年子女是有着绝对权威和权力的。父爱主 义与此一样，也是建基于权力之上。一个社会的父爱主义越深越广，意味着政府及其官员的权力越大，因此，父爱主义的政府，是时时蕴含着扩权冲动的。但另一方 面，我们也要看到，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人们的自由、民主和权益意识也在跟着生成和提高，特别对经历了30年被人做主的中国人来说，哪怕政府的确是好心为 其服务，也不想自己一再被政府强制替代。无视社会发生的这种心理变化，是一些政府“善举”每每遭到公众巨大抱怨的根源所在。
总之，对互联网不良信息的监控是必要的，但这种监管势必以不损害公民自由获取信息的权利为前提。而要从根本上避免政府“善意”被公众拒领情况的一再发生，必须限制政府权力，抛弃其父爱主义的决策方式。
作者任职于中共中央党校《学习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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