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善SEE生态协会算得上是中国著名的民间环保组织了。2008年的某一天，他们突发奇想，也许可以在天涯这样的草根性、自发性很强的网站上，发起“公民环保写作竞赛”，同时号召公民“曝光身边环境污染”；为了让项目有刺激性和引诱力，阿拉善SEE生态协会甚至准备出了重重的钞票，金光闪闪地挂在每个网民眼前。
项目开始的时候，提出创意的人和实施项目的人，期待都很高，以为中国的环境问题如此危急，如此日常，近在睫前，远在门边，因此，只要登网一呼，一定跟贴无数。
事实也许再一次证明了天涯的品性：自由生长型的网站是难以控制的，你想让“网民”们做的事，网民可能偏偏不买账；你以为所有网民一定会关心的事，网民可能根本就不想关心，或者内心里认定“关心无效”。
其实我可能也在犯着与阿拉善SEE生态协会类似的错误。2007年以来，随着“公民社会”这个词由学者常用词变为社会常用词，公民律师、公民记者、公民农民、公民工人、公民教师、公民法官、公民警察等纷纷出场，有人甚至猜测，大概再过一两年，中国所有的职业前面都有可能安上“公民”二字，甚至可能出现“公民学生”、“公民小朋友”。社会潮流席卷着我的头脑，以至于我一心以为中国真的到了公民时代；我大概当记者的时间有些长了，以为记者是天下最重要的职业，于是就盼望天下所有的人都成为记者。我一心幻想，中国应当早日出现一大批“公民环境记者”、“公民法律记者”、“公民财经记者”、“公民科学记者”等等。
我经常以为我是有些道理的。与朋友们，尤其是与一些熟悉网络、喜好谈“网络民主”、信仰“网络救中国”的张三李四们，谈论起此事时，往往唾沫横飞，心潮澎湃，情绪激昂，两眼发热不已，以至于夜半回家，看到地铁里满车的寒冬夜行人，胸中顿生狂喜，以为中国城市里拥挤着、涌动着、荡漾着如此众多的热血青年和积极分子的波浪，环境记者公民化，已经不需要我辈的任何努力，网络社会的大海早都在暗流频生。
而2008年的经验又时时给我以错觉。这让在记忆深刻的一年，我触碰了好几件与环境有关的案例，个个都让我备感惊喜。有个小区的居民起来反对修建一条劈开小区的高速公路，最后逼得政府准备召开“全民公投”；有几个农民怀疑当地政府官员贪污退耕还林款项，暗中结盟并组团调查之后，居然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让政府官员时时如坐针毡；有些居民为了反对身边的垃圾填埋场继续施放毒味，千方百计让法庭接收了其中一位为主的申诉书，要求垃圾场业主赔偿排放臭味导致此业主昏倒而到医院急救，所花的两三百元药费，以校验法庭的能力，观望政府的诚意；有位在深圳打工的湖北人，当他回家探亲时，发现村庄边的森林正遭受砍伐，急忙起来向林业部门反映，并联合大量的同乡，开始调查那家砍树公司的背景、调查主导此事的政府官员的作为。许多许多的事件，都让我天真地以为，本地人关注本地环境、本地人保护本地环境的时代正在到来。
如此这般的时代，有了网络的辅佐，有了博客的通路，有了WEB2.0技术做靠山，似乎每个公民都有可能成为环境记者，每个公民都可能成为获取、放大本地环境伤害信息的第一启动源。
然而更多的事实又迫使我怀疑我所看到的现象，降解我所预想的美景。更残酷和生动的案例，在朝反的方向把我拉回。我看到绝大多数人并不关心家乡的河流和森林，更多的人看到了伤害天天发生却从来没想过要对它进行记录和传播；更多的人不是伤害的主力军、就是协作伙伴或望风者。在这样水火交融的时刻，我们能指望哪些人挣脱时代的枷锁，成为“公民环境记者”、“公民环境专家”、“公民环境作家”？
如果说中国非要进入公民社会，那么其进程一定是“权利回归”的进程。过去的三十年，大概几乎所有的人都象征性地获得了发展权，但是，另外一个更重要的权利——保护权，则一直没有回归，至今仍旧高高地悬挂地某个衙门的仓库里。权利回归的过程绝对不是施舍或者给予的过程，而是自己争取、自我生长、自我凝聚、自我结晶的过程，不是交易的过程而是战斗的过程，不是获得的过程而是付出的过程。因此，2009年，如果说我们非要有什么期望的话，那么，从环境的角度来说，最大的期望就是有更多的公民，成为环境记者。
但同时又似乎有很多机会——比如我知道——搜狐正准备推进一个叫“环境公民记者”的项目。这个项目讨论和传说了很长的时间，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正式的成形？也许，搜狐也象阿拉善SEE生态协会一样，等待着网民自我生长、自我爆发的机会？（2009.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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