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玉娇案采访遭遇记
——我的一次很失败的采访经历
王克勤
半夜盘查身份证
邓玉娇案无疑是当下中国公众广泛关注的一个焦点。当我最早获知此事时，正在忙着中国经济时报四川地震一周年的报道。之后，接到报社下达的采访任务前往福建采访。正当邓玉娇案愈来愈热的时候，正当许多同行做了大量邓案报道的情况下，本报下达任务：期望我这个老记者能够做出一个关于邓案的全面、公允、理性的深度调查。
26日受命，完成当天下午的采访任务，辗转两百公里抵达厦门。第二天，即27日晨七时许从厦门飞重庆。水运太慢，改乘大巴。
28日，端午节，凌晨2时，长途大巴将我放在邓玉娇案发地湖北省巴东县野三关镇。街上没有行人，雨下个不停，淋着雨我向灯光亮一些的地方前进，短袖衫已经湿透，却看不到任何旅店标识。天很冷，我只好躲在屋檐下，时有车辆通过，我招手求助，无果。半个小时后，见一轿车通过，招手，下来一人。
“我是警察，你半夜三更待在银行门口想干什么？”着便装的男子一边出示自己的证件，一边如此询问。这时我才知道，避雨之地是一家银行。男子拿了我的身份证在车里登记，之后，下车对我又进行了盘查。他不断追问我是做什么的，来这里想做什么？经验告诉我，想调查真相的记者，一旦暴露职业身份，几乎很难有所作为。
他没有问出什么，便开车走了。
我想，得赶紧找到安身之地，以减少被盘查。淋着雨，拖着行李，行近一里地，看到几家全部息灯的旅店，门面上都写着“客满”字样，叫喊与敲门均无任何响应。
期间，依然有警车闪着警灯通过。大约3时许，那辆盘查过我的车子又停在我面前，看到我已经淋透了，这位警官问：“还没找到旅社？”接着，他打开我的箱包进行检查，查毕，将我拉上车帮助我找旅社。跑了许多家旅社后，终于找到一家有房间的家庭旅社。
许多记者被遣返
28日，在又经历了两次身份证盘查后，我由野三关赶到巴东县城，也就在我赶往县城的路上，我的同行新京报的记者孔璞与南方人物周刊的记者卫毅在野三关采访时被打，期间许多同行发来消息，“接到禁令，不能发稿，撤离！”
到达县城后，见到此前代理邓案的夏霖律师一行，他们在向我介绍了许多案情后，也告知我，他们将撤离巴东。当日晚上很晚的时候，我的学生周福志到达巴东。
从29日开始，我与福志先后给邓案可能突破的关系人打电话联系采访，几乎一无所获。
当日，我得到更多采访受阻的消息，有几个同行依然是在野三关采访时，被当地政府发现后强行送上长途大巴。
“现在不仅开始封锁消息传播路径，更为重要的是，几乎所有关键的采访对象全部被控制了！采访无法进行”“他们开始大量遣返记者！”
看来我拟定的《邓玉娇案十大疑点调查》很难完成了。
既然来了，我们应该做最大的努力！在研究了大量材料后，我们发现了一个此前并未被大家所关注到的突破口——可能会挖掘出邓案背后内幕的一个点，我们想从这个切入点悄悄展开调查。前往与邓玉娇没有直接关系，可能尚未被控制的村庄调查此案的另一个问题。
30日11时许，我们找到一辆可以保证隐秘采访作业的面包车前往野三关，车身两侧玻璃均为茶色。出租车司机名叫朱永见，车内除了我和福志，还有司机的妻子与6岁的女儿。司机的妻子在县城的一家旅社上班，“客满”放假，带着正在上一年级的女儿想出去散心。
巴东县城，警车随处可见。
11:40时，路经县城西二路时，我们发现从太极购物商场至巴东县中医院约400米的街道上，共有警车16辆（12辆停在路边，4辆在行驶中）。
遭遇跟踪野三关
16：30时，我们进入野三关镇。
在街头转弯时，后面一辆白色面包车停下等我们调头后，随之也调头跟了过来（当时并未引起我们注意）。
路过邓玉娇事件案发地——粉红色的雄风宾馆时，我发现大门紧闭，于是我让司机放慢速度打开车窗进行拍照。前行数百米后，我发现刚才所拍照片很不理想，便让司机再次调头，准备回去补拍雄风宾馆的照片。
调头时，发现刚才跟我们一起调头的那辆白色面包车也随之调头，并紧紧跟了上来。司机小朱警惕的告诉我“有人跟踪！”，我们发现对方的车牌号为鄂Q74713。
为进一步核实对方是否跟踪，我们有意放慢车速，对方随之减速，我们加速，对方也跟着加速。之后，我们有意停车在一超市门口，并让司机的妻子下去购物。白色面包约在我们车后6米处停下。司机的妻子告诉我们“车上有四五个个，全为便装。”
我决定放弃再次前往敏感地点的计划，向野三关镇的边远村庄前进。白色面包紧跟身后。后来观察发现，当天整个野三关镇街上没有运营的小面包车，司机小朱说“只要有外地来的车，就像秃子头上了虱子,明摆着,他们一眼便会发现。”
17：20时，我们在曲折的公路上高速行驶，希望把对方甩开，但几次努力均未能摆脱“咬”着的尾巴。十分钟后，我们驶入巴东县水布垭镇区域，此时我们发现跟踪的车子由原来的一辆变成了两辆，又增加了一辆白色小轿车。
两辆跟踪的车子紧紧咬住我们不放，我们开始有许多担心：他们到底是什么人？他们为什么这么着跟踪我们？他们想干什么？
连续发现几个村庄叉路口，但因对方追的太紧，我们无法穿过去。司机小朱告诉我们，让我们以他的亲戚身份一起到附近山上的他朋友家去，以便逃出他们的追踪。
司机小朱将车速开到最高，把对方甩出三、四百米，拐了几个弯道后，向一个乡村便道上插了上去。正当我们庆幸甩掉尾巴的时候，发现那辆白色小轿车远远的也驶入这个便道了。
此刻，司机小朱告诉我，这条小路的尽头没有出口，出路只有一条，即原路返回。
看来，今天是难逃此劫了。
身陷围困纱帽山
随后，我们驶上通往司机小朱朋友家的更小的一条沙石路。坡度很大，宽不足三米，遍布石块，极其不平，车内东西不断跌落。
白色轿车一开始可能并未想到我们会上山，本来已驶过此处，发现我们正在上山，于是重新调头，颠颠簸簸跟了上来。
18：00时，我们赶到山顶的一个农户家，停车在窄窄的小院。白色轿车也在十几米外的坡路上停下，车牌号为鄂DA9122。
家中只有女主人，背着一岁多的孩子。她似乎并不认识司机，对我们的到来显得意外，但仍热情的招待我们进屋，端出瓜子、核桃，倒水，拿烟……
我们坐在屋内，看到白色轿车内的人也来到该农户院子中。他们并未进屋，询问了女主人几句。
女主人不知道我们和他们是什么关系，也热情的招待他们。我们表示与他们并不认识，她一脸疑惑，微微笑着。
屋外的人并未与我们攀谈，我们坐在屋内，隐约感到窗外有人，我们沉默了一会。
随后，我走到屋外，发现有七、八个男子在一旁交谈。
走到车前，我突然发现原来跟踪我们的白色面包车鄂Q74713也驶了上来。停在我们车的正前方，完全堵住了下山的去路。
18：25，我们准备离开。司机鸣笛后，挡在前面的鄂Q74713没有反应，车内空无一人。
我们敲击其车门，希望司机让路。但没人回应，我们远远的问那些不明身份的人：“这车挡住路了，司机呢？”
对方一男子指了一下远处，说：司机去那边了，还没回来。
我们重回屋内。不久，该户男主人李元奂回来。他想了很久，似乎对我们的司机有一些印象。
他友好的给我们沏茶。我询问了他关于庄稼构成和收成的一些情况，他一一作答。
此时，对方的两名男子也坐在屋内。男主人也友好的给他们沏了茶。
李元奂同样不知道我们是什么关系，我也不知道。
我和他们面对面坐着，相距仅几十公分。对方不时与我相视，却都没有说话。
福志再次到挡住去路的白色面包车前，敲击车窗，喊其司机。但没人回应，他问旁边一红衣男子司机去处，对方回应说：不知道。
时间一点点过去，天渐渐黑了下来。山顶较冷，司机6岁的女儿，乖巧的偎在妈妈怀里，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不知道何时才能回家。
一些朋友得知我们的遭遇与处境后，不断打来电话、发来短信，对我们一行的安全表示担心，我的总编辑包月阳指示我尽快报案，“安全第一”。
我很矛盾！一旦报案，我的身份全面暴露，我此行采访的计划将很难实施！！不报案，我不知道随着天色越来越黑，这些不明身份的人会不会伤害到我们！？因为前天就有记者在这里受到伤害！
19：20时，我们重新坐回车内。鸣笛，白色面包毫无反应。院子里原来晃来晃去的那些人，也不知道去了何方。
19：37，一辆红色皮卡（鄂E BL318）也驶了上来，白色面包车后面。
下来两位身着警服的男子，他们表示是接到报警该村有村民因钱包发生争执，前来出警，没想到在此被堵。他先是查验我车司机朱永见的证件。然后查我的证件，我让其首先出示警官证，他表示没带。根据法定程序，警察必须有合法的身份证明才有权查验公民身份。而此时，我不能确定他警察身份的真假，拒绝出示身份证。该男子遂离去，另一着警服男子与原跟踪我们的人在一起交谈。这让我增加了新的顾虑。
此时南方周末的笑蜀兄、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的展江教授不断电话与信息，提请我们报案！安危更加重要！
19：40，天已全黑，我们被围困在山顶，前面有三辆车挡住出路，四周共有约十多名不明身份的男子。我对我们一行的安全感到极度不安，于是向巴东公安局报警。一黄姓女警接了电话，我把我们处境向她做了详细说明，希望其立即派警解决此事。
20：00时，仍不见警察到来，我再次向巴东110报警。一男警接警，我用了十分钟再次给他说明了我们的遭遇和现状。
20：20，巴东县水布垭镇派出所一邓姓警官打来电话，称将派员前来解决此事，但山路难走需要时间。
在笑蜀兄与展江教授的帮助下，我的学生周福志不断通过手机短信向网络上即时发布我们的现场处境，以防我们遭遇不测。
警察上山解围困
20：46时，有警察出现，并找到白色面包车司机。白包面包车启动，并开始下山，红色皮卡车与我们的车也尾随下山。
20：53时，下山后，白色面包挡在我们前面停了下来，四周一片漆黑，却发现我们身后跟着四辆车子：白色轿车、红色皮卡、黑色无牌照轿车、黑色轿车。
我们不知道停在前面的白色面包车何以停而不动？司机小朱让我们把所有的窗户关紧了，把所有车门锁了起来。他六岁的女儿悄悄的依偎在妈妈的怀抱里，一双大眼睛盯盯的看着我们。
朋友们打来电话，说更多的人正在与当地警方联系，让我们不要担心自己的安全。
20：58时，白色面包终于启动，这个“前呼后拥”着我们的车队上路了！一路顺着乡村便道驶向开往野三关的318国道。
21：19时，我再次致电水布垭镇派出所邓警官，请他查明跟踪、围困我们一行人的身份和意图。邓称白色面包车司机说其车坏了，进一步查明后会与我们联系。
路上，司机朱永先接到其所在村支书的电话，被告知已有警察要他联系方式。朱永先对此非常担心。
22：00时，车到野三关镇，我们在路边一家小店吃饭。一白色轿车在不远处路对面停下。我们吃饭时，有一至两人在四周走动。
当地官员如是说
23：40时，当我们驶离野三关镇镇区一公里处，巴东县公安局副局长刘玉成打来电话，希望就今天的事与我们面谈。
23：50时，该副局长和镇党委书记一起前来。刘玉成副局长表示：邓案发生后，受到各界关注，已成为公共事件。据报已有境外人士和别有用心的人参与其中，危害社会稳定。野三关镇安排基层干部分片包干，密切注意外来车辆，实属无奈之举，绝无恶意，完全是出于维护社会稳定考虑，防止外来人员破坏。
他和镇党委书记谭昱对我们一行今天的遭遇深表歉意。
我表示理解政府工作，但对此种长时间“盯关跟”的方式无法理解，政府人员本来可以出示证件光明正大地对我们进行盘查，没必要这样搞得人心惶惶的，希望当地干部们的工作水平能大幅提高。该副局长和书记表示认同。
刘玉成副局长称：目前此案已有中央、省厅指导督办，一定会得到秉公处理，近期将会举办新的案情发布会。部分媒体和网上关于邓案的分析并不属实，现在我们发布真实的没人相信，却都去信假的，我相信时间会证明一切的。
刘副局长告诉我，当地非常欢迎负责任的媒体能对邓案做出全面客观公允的报道。我对此非常认同，并当场表达我有信心作出客观展示邓案事实报道的意愿。但目前所有当事人、知情人都被控制，希望当局提供帮助。他表示自己不能做主，会向上级领导汇报。
此外，我表达了对司机朱永见安全的担忧，该副局长表示，朱永见不会因此事受到任何影响，如果以后其生活和经营因此有任何麻烦，可以随时找他。
5月31日00：30，考虑到司机一家跟随我们受了不少惊吓，我们婉拒了该副局长和书记在该镇留宿的建议，连夜赶回巴东。凌晨4：00时，我们回到巴东县城。
几点感想
——在信源全面控制的现状下，调查深层真相几乎成为奢望。31日下午与晚上，我就能否公开关键信源问题先后找到巴东县政法委、宣传部、新闻办等相关部门，各部门几乎都表示，他们做不了主，向领导请示后再说。有同行告诉我，不要被再次控制与押送已经不错了，你还想接近关键信源！
——遭遇跟踪围困时，朋友们以及广大网友给予我们极大的支持与帮助，不少朋友打来电话询问情况和出谋划策，部分网友还不断地给当地公安局打电话督促，我在此深表谢意。
——不过，作为一名记者，我认为真正应该受到关注的是新闻作品，而不应该是记者个人，对在此次采访中，未能完成新闻报道将新闻真相呈现给公众，我深感不安。
——野三关此行，我们精心设计的方案未能取得突破，没能对邓玉娇案做出进一步的调查报道，辜负了众多同行和公众的期望，这是我此行最大的遗憾。
——此行，我认识了司机朱永见一家，他们是让我十分敬重的巴东人。我将对他一家日后的生活与经营是否正常，保持长期关注，如果因此而影响了他一家人的生活,将是我的罪过！
——巴东当局花费这么多的人力、物力来为我“保驾护航”，规格之高、规模之大，让我惶恐！更让我内疚的是，因为“保护”我，而花费了这么多巴东人民的血汗钱，在此特别向巴东人民致歉。
——我的一次很失败的采访经历
王克勤
半夜盘查身份证
邓玉娇案无疑是当下中国公众广泛关注的一个焦点。当我最早获知此事时，正在忙着中国经济时报四川地震一周年的报道。之后，接到报社下达的采访任务前往福建采访。正当邓玉娇案愈来愈热的时候，正当许多同行做了大量邓案报道的情况下，本报下达任务：期望我这个老记者能够做出一个关于邓案的全面、公允、理性的深度调查。
26日受命，完成当天下午的采访任务，辗转两百公里抵达厦门。第二天，即27日晨七时许从厦门飞重庆。水运太慢，改乘大巴。
28日，端午节，凌晨2时，长途大巴将我放在邓玉娇案发地湖北省巴东县野三关镇。街上没有行人，雨下个不停，淋着雨我向灯光亮一些的地方前进，短袖衫已经湿透，却看不到任何旅店标识。天很冷，我只好躲在屋檐下，时有车辆通过，我招手求助，无果。半个小时后，见一轿车通过，招手，下来一人。
“我是警察，你半夜三更待在银行门口想干什么？”着便装的男子一边出示自己的证件，一边如此询问。这时我才知道，避雨之地是一家银行。男子拿了我的身份证在车里登记，之后，下车对我又进行了盘查。他不断追问我是做什么的，来这里想做什么？经验告诉我，想调查真相的记者，一旦暴露职业身份，几乎很难有所作为。
他没有问出什么，便开车走了。
我想，得赶紧找到安身之地，以减少被盘查。淋着雨，拖着行李，行近一里地，看到几家全部息灯的旅店，门面上都写着“客满”字样，叫喊与敲门均无任何响应。
期间，依然有警车闪着警灯通过。大约3时许，那辆盘查过我的车子又停在我面前，看到我已经淋透了，这位警官问：“还没找到旅社？”接着，他打开我的箱包进行检查，查毕，将我拉上车帮助我找旅社。跑了许多家旅社后，终于找到一家有房间的家庭旅社。
许多记者被遣返
28日，在又经历了两次身份证盘查后，我由野三关赶到巴东县城，也就在我赶往县城的路上，我的同行新京报的记者孔璞与南方人物周刊的记者卫毅在野三关采访时被打，期间许多同行发来消息，“接到禁令，不能发稿，撤离！”
到达县城后，见到此前代理邓案的夏霖律师一行，他们在向我介绍了许多案情后，也告知我，他们将撤离巴东。当日晚上很晚的时候，我的学生周福志到达巴东。
从29日开始，我与福志先后给邓案可能突破的关系人打电话联系采访，几乎一无所获。
当日，我得到更多采访受阻的消息，有几个同行依然是在野三关采访时，被当地政府发现后强行送上长途大巴。
“现在不仅开始封锁消息传播路径，更为重要的是，几乎所有关键的采访对象全部被控制了！采访无法进行”“他们开始大量遣返记者！”
看来我拟定的《邓玉娇案十大疑点调查》很难完成了。
既然来了，我们应该做最大的努力！在研究了大量材料后，我们发现了一个此前并未被大家所关注到的突破口——可能会挖掘出邓案背后内幕的一个点，我们想从这个切入点悄悄展开调查。前往与邓玉娇没有直接关系，可能尚未被控制的村庄调查此案的另一个问题。
30日11时许，我们找到一辆可以保证隐秘采访作业的面包车前往野三关，车身两侧玻璃均为茶色。出租车司机名叫朱永见，车内除了我和福志，还有司机的妻子与6岁的女儿。司机的妻子在县城的一家旅社上班，“客满”放假，带着正在上一年级的女儿想出去散心。
巴东县城，警车随处可见。
11:40时，路经县城西二路时，我们发现从太极购物商场至巴东县中医院约400米的街道上，共有警车16辆（12辆停在路边，4辆在行驶中）。
遭遇跟踪野三关
16：30时，我们进入野三关镇。
在街头转弯时，后面一辆白色面包车停下等我们调头后，随之也调头跟了过来（当时并未引起我们注意）。
路过邓玉娇事件案发地——粉红色的雄风宾馆时，我发现大门紧闭，于是我让司机放慢速度打开车窗进行拍照。前行数百米后，我发现刚才所拍照片很不理想，便让司机再次调头，准备回去补拍雄风宾馆的照片。
调头时，发现刚才跟我们一起调头的那辆白色面包车也随之调头，并紧紧跟了上来。司机小朱警惕的告诉我“有人跟踪！”，我们发现对方的车牌号为鄂Q74713。
为进一步核实对方是否跟踪，我们有意放慢车速，对方随之减速，我们加速，对方也跟着加速。之后，我们有意停车在一超市门口，并让司机的妻子下去购物。白色面包约在我们车后6米处停下。司机的妻子告诉我们“车上有四五个个，全为便装。”
我决定放弃再次前往敏感地点的计划，向野三关镇的边远村庄前进。白色面包紧跟身后。后来观察发现，当天整个野三关镇街上没有运营的小面包车，司机小朱说“只要有外地来的车，就像秃子头上了虱子,明摆着,他们一眼便会发现。”
17：20时，我们在曲折的公路上高速行驶，希望把对方甩开，但几次努力均未能摆脱“咬”着的尾巴。十分钟后，我们驶入巴东县水布垭镇区域，此时我们发现跟踪的车子由原来的一辆变成了两辆，又增加了一辆白色小轿车。
两辆跟踪的车子紧紧咬住我们不放，我们开始有许多担心：他们到底是什么人？他们为什么这么着跟踪我们？他们想干什么？
连续发现几个村庄叉路口，但因对方追的太紧，我们无法穿过去。司机小朱告诉我们，让我们以他的亲戚身份一起到附近山上的他朋友家去，以便逃出他们的追踪。
司机小朱将车速开到最高，把对方甩出三、四百米，拐了几个弯道后，向一个乡村便道上插了上去。正当我们庆幸甩掉尾巴的时候，发现那辆白色小轿车远远的也驶入这个便道了。
此刻，司机小朱告诉我，这条小路的尽头没有出口，出路只有一条，即原路返回。
看来，今天是难逃此劫了。
身陷围困纱帽山
随后，我们驶上通往司机小朱朋友家的更小的一条沙石路。坡度很大，宽不足三米，遍布石块，极其不平，车内东西不断跌落。
白色轿车一开始可能并未想到我们会上山，本来已驶过此处，发现我们正在上山，于是重新调头，颠颠簸簸跟了上来。
18：00时，我们赶到山顶的一个农户家，停车在窄窄的小院。白色轿车也在十几米外的坡路上停下，车牌号为鄂DA9122。
家中只有女主人，背着一岁多的孩子。她似乎并不认识司机，对我们的到来显得意外，但仍热情的招待我们进屋，端出瓜子、核桃，倒水，拿烟……
我们坐在屋内，看到白色轿车内的人也来到该农户院子中。他们并未进屋，询问了女主人几句。
女主人不知道我们和他们是什么关系，也热情的招待他们。我们表示与他们并不认识，她一脸疑惑，微微笑着。
屋外的人并未与我们攀谈，我们坐在屋内，隐约感到窗外有人，我们沉默了一会。
随后，我走到屋外，发现有七、八个男子在一旁交谈。
走到车前，我突然发现原来跟踪我们的白色面包车鄂Q74713也驶了上来。停在我们车的正前方，完全堵住了下山的去路。
18：25，我们准备离开。司机鸣笛后，挡在前面的鄂Q74713没有反应，车内空无一人。
我们敲击其车门，希望司机让路。但没人回应，我们远远的问那些不明身份的人：“这车挡住路了，司机呢？”
对方一男子指了一下远处，说：司机去那边了，还没回来。
我们重回屋内。不久，该户男主人李元奂回来。他想了很久，似乎对我们的司机有一些印象。
他友好的给我们沏茶。我询问了他关于庄稼构成和收成的一些情况，他一一作答。
此时，对方的两名男子也坐在屋内。男主人也友好的给他们沏了茶。
李元奂同样不知道我们是什么关系，我也不知道。
我和他们面对面坐着，相距仅几十公分。对方不时与我相视，却都没有说话。
福志再次到挡住去路的白色面包车前，敲击车窗，喊其司机。但没人回应，他问旁边一红衣男子司机去处，对方回应说：不知道。
时间一点点过去，天渐渐黑了下来。山顶较冷，司机6岁的女儿，乖巧的偎在妈妈怀里，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不知道何时才能回家。
一些朋友得知我们的遭遇与处境后，不断打来电话、发来短信，对我们一行的安全表示担心，我的总编辑包月阳指示我尽快报案，“安全第一”。
我很矛盾！一旦报案，我的身份全面暴露，我此行采访的计划将很难实施！！不报案，我不知道随着天色越来越黑，这些不明身份的人会不会伤害到我们！？因为前天就有记者在这里受到伤害！
19：20时，我们重新坐回车内。鸣笛，白色面包毫无反应。院子里原来晃来晃去的那些人，也不知道去了何方。
19：37，一辆红色皮卡（鄂E BL318）也驶了上来，白色面包车后面。
下来两位身着警服的男子，他们表示是接到报警该村有村民因钱包发生争执，前来出警，没想到在此被堵。他先是查验我车司机朱永见的证件。然后查我的证件，我让其首先出示警官证，他表示没带。根据法定程序，警察必须有合法的身份证明才有权查验公民身份。而此时，我不能确定他警察身份的真假，拒绝出示身份证。该男子遂离去，另一着警服男子与原跟踪我们的人在一起交谈。这让我增加了新的顾虑。
此时南方周末的笑蜀兄、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的展江教授不断电话与信息，提请我们报案！安危更加重要！
19：40，天已全黑，我们被围困在山顶，前面有三辆车挡住出路，四周共有约十多名不明身份的男子。我对我们一行的安全感到极度不安，于是向巴东公安局报警。一黄姓女警接了电话，我把我们处境向她做了详细说明，希望其立即派警解决此事。
20：00时，仍不见警察到来，我再次向巴东110报警。一男警接警，我用了十分钟再次给他说明了我们的遭遇和现状。
20：20，巴东县水布垭镇派出所一邓姓警官打来电话，称将派员前来解决此事，但山路难走需要时间。
在笑蜀兄与展江教授的帮助下，我的学生周福志不断通过手机短信向网络上即时发布我们的现场处境，以防我们遭遇不测。
警察上山解围困
20：46时，有警察出现，并找到白色面包车司机。白包面包车启动，并开始下山，红色皮卡车与我们的车也尾随下山。
20：53时，下山后，白色面包挡在我们前面停了下来，四周一片漆黑，却发现我们身后跟着四辆车子：白色轿车、红色皮卡、黑色无牌照轿车、黑色轿车。
我们不知道停在前面的白色面包车何以停而不动？司机小朱让我们把所有的窗户关紧了，把所有车门锁了起来。他六岁的女儿悄悄的依偎在妈妈的怀抱里，一双大眼睛盯盯的看着我们。
朋友们打来电话，说更多的人正在与当地警方联系，让我们不要担心自己的安全。
20：58时，白色面包终于启动，这个“前呼后拥”着我们的车队上路了！一路顺着乡村便道驶向开往野三关的318国道。
21：19时，我再次致电水布垭镇派出所邓警官，请他查明跟踪、围困我们一行人的身份和意图。邓称白色面包车司机说其车坏了，进一步查明后会与我们联系。
路上，司机朱永先接到其所在村支书的电话，被告知已有警察要他联系方式。朱永先对此非常担心。
22：00时，车到野三关镇，我们在路边一家小店吃饭。一白色轿车在不远处路对面停下。我们吃饭时，有一至两人在四周走动。
当地官员如是说
23：40时，当我们驶离野三关镇镇区一公里处，巴东县公安局副局长刘玉成打来电话，希望就今天的事与我们面谈。
23：50时，该副局长和镇党委书记一起前来。刘玉成副局长表示：邓案发生后，受到各界关注，已成为公共事件。据报已有境外人士和别有用心的人参与其中，危害社会稳定。野三关镇安排基层干部分片包干，密切注意外来车辆，实属无奈之举，绝无恶意，完全是出于维护社会稳定考虑，防止外来人员破坏。
他和镇党委书记谭昱对我们一行今天的遭遇深表歉意。
我表示理解政府工作，但对此种长时间“盯关跟”的方式无法理解，政府人员本来可以出示证件光明正大地对我们进行盘查，没必要这样搞得人心惶惶的，希望当地干部们的工作水平能大幅提高。该副局长和书记表示认同。
刘玉成副局长称：目前此案已有中央、省厅指导督办，一定会得到秉公处理，近期将会举办新的案情发布会。部分媒体和网上关于邓案的分析并不属实，现在我们发布真实的没人相信，却都去信假的，我相信时间会证明一切的。
刘副局长告诉我，当地非常欢迎负责任的媒体能对邓案做出全面客观公允的报道。我对此非常认同，并当场表达我有信心作出客观展示邓案事实报道的意愿。但目前所有当事人、知情人都被控制，希望当局提供帮助。他表示自己不能做主，会向上级领导汇报。
此外，我表达了对司机朱永见安全的担忧，该副局长表示，朱永见不会因此事受到任何影响，如果以后其生活和经营因此有任何麻烦，可以随时找他。
5月31日00：30，考虑到司机一家跟随我们受了不少惊吓，我们婉拒了该副局长和书记在该镇留宿的建议，连夜赶回巴东。凌晨4：00时，我们回到巴东县城。
几点感想
——在信源全面控制的现状下，调查深层真相几乎成为奢望。31日下午与晚上，我就能否公开关键信源问题先后找到巴东县政法委、宣传部、新闻办等相关部门，各部门几乎都表示，他们做不了主，向领导请示后再说。有同行告诉我，不要被再次控制与押送已经不错了，你还想接近关键信源！
——遭遇跟踪围困时，朋友们以及广大网友给予我们极大的支持与帮助，不少朋友打来电话询问情况和出谋划策，部分网友还不断地给当地公安局打电话督促，我在此深表谢意。
——不过，作为一名记者，我认为真正应该受到关注的是新闻作品，而不应该是记者个人，对在此次采访中，未能完成新闻报道将新闻真相呈现给公众，我深感不安。
——野三关此行，我们精心设计的方案未能取得突破，没能对邓玉娇案做出进一步的调查报道，辜负了众多同行和公众的期望，这是我此行最大的遗憾。
——此行，我认识了司机朱永见一家，他们是让我十分敬重的巴东人。我将对他一家日后的生活与经营是否正常，保持长期关注，如果因此而影响了他一家人的生活,将是我的罪过！
——巴东当局花费这么多的人力、物力来为我“保驾护航”，规格之高、规模之大，让我惶恐！更让我内疚的是，因为“保护”我，而花费了这么多巴东人民的血汗钱，在此特别向巴东人民致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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