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封杀艾未未开始说起

来源：我心匪席，不可卷也

  近日艾未未在新浪、搜狐等公开门户网站上的个人博客全部被关闭。我想问一句：为什么？答案应该是显而易见的：作为一个艺术家，他有着较为广泛的影响力，而他又关心了太多“不该关心”的事情，正值敏感时期，当局觉得他应当闭一闭嘴了。那么从这个问题出发，请大家深入思考一下，为什么受封禁的是一位艺术工作者，而不是一位有着相似性情的政治学或法学的专家学者？进而再回忆一下，在互联网上被屡屡封禁或限制的言论和文章，除去那些无事生非的糟粕以外，大多都是基于良知和正义感的普通公民心声；而许多因网上立言而受人尊敬的时评人，其实在生活中也并不拥有什么特别实际的权力和地位。这样是否可以想象一种场景：尽管中国网民数以亿计，博客成千上万，但是大部分网民是来消遣娱乐的，大部分讯息是粉饰太平的，大部分知识精英是装聋作哑的，只有那么一小撮网民和那么一小撮的“公共知识分子”，被挤压在一个非常有限的范围内群情激愤众声鼎沸。难道不是这样的吗？

      这样一个悲观的描述可能会让大家觉得，中国人的良知在制度之外的边缘苟延残喘。那我们就该搞清楚，这样一种状态是怎样产生的。首先得明确一下知识分子到底是什么概念，一说是来自俄罗斯，指一批最早接触西欧文化的人；另一说来自法国的德雷福斯事件后，左拉、雨果等人发表了《知识分子》宣言。无论其来源如何，知识分子最鲜明的气质就是自我意识和独立人格，以及道德上的紧张感。按照萨依德的说法，知识分子是“精神上的流亡者和边缘人”，对于一个真正意味上的知识分子来说，他可能会背叛亲人和家庭，国籍和民族，但绝不背叛良知。他所拥有的知识是批判意识的智力基础，而不是用来谋取权力或利益的。

      知识分子在全球范围内被收容进体制，肇于现代学术体系的建立。通过大学及其学科建制的形成，社会分工的细化，知识分子被迫职业化，从而与社会产生了千丝万缕的利益联系，变成了庸碌机械的“知识人畜群”。诸君可以想想，为什么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成为学术体系的主要学科？因为它们有利于巩固国家利益。现代国家建立这种知识体系，其目的是要为国家利益和统治提供智力资源和专业人才，国家最需要的是“哪里需要哪里搬”的精英，而不是动辄批判现实的知识分子。一方面，国家在给精英安排位置的同时，也赋予了其相应的话语正当性，也即是福柯所谓的“知识即权力”。如此一来，精英可以通过主流媒体为自己谋利，也为统治秩序反复作出辩护。另一方面，纯粹的知识分子更多的被抛向边缘。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喜欢人们对现行政治说三道四，只不过是容忍程度不同而已。我不得不说，咱们国家的容忍度是很低的。中国千百年来就是“学而优则仕”的文教制度，西学东渐也没有改变这个基本性质，只是重新构造了新的知识学科。因而中国的知识精英更习惯于国家权力合作，更习惯于去领会一种意识形态控制下的学术氛围而不是抽身出来质疑和批判，一旦他抽身而出，他将失去许多利益甚至反被伤害。你见过哪个作协的敢写一本涉及政治历史的书？哪个百花奖获奖导演敢拍出一部《上/访》？哪个社科所研究员敢对制度本身发表评论？

      有朋友质问说为什么在面对公共事件时整个学者群体是万马齐喑，我想我差不多已经说清楚了。在他们想说些什么之前，已被告知不要表态、不要参与，即使这种告知不在当时，也已经在他的人生中日复一日。这样一来，体制内的声音得以有效控制，那么体制边缘和体制之外呢？一个字，乱。千万不要以为所有“非主流”的声音都是值得倾听的，在这些人当中，仍然有居心不良的投机派，有知识基础明显不够的“愤青”派，缺乏独立意志的骑墙派，知识分子的身影是混杂其间的。我可以跟你举出很多人：冉云飞、贺卫方、崔卫平、笑蜀、长平、萧瀚、连岳、十年砍柴…这些也许是著名报纸的专栏评论人，也许是知名大学的教授，和无孔不入的文化教育体制仍有着粘连，但他们仍是我眼里的知识分子，因为他们在谈论公众问题时并不顾及个体利益，而是从知识本身的良性理性出发，这是知识分子的职业道德。回头说艾未未，作为我个人来说，我并不很欣赏他的艺术，我甚至觉得他有很多言论过于苍白、随意，但我仍然把这位艺术家看作一位出色的公共知识分子，只因为他在用良心说话办事，而且这些话对青年有好的影响，这些事值得我们去尊敬和铭记。

      当然，还有更多无名的知识分子，包括我自己。怎么，看不上吗？您看不上的理由有两点：其一，我的话语有谬误，我的思考欠成熟，我的智力基础不足以指导他人；其二，人微言轻，光说不练。对于第一点，我想既然没有哪一位知识分子有足够的能力建立一个普遍价值的主体，没有人可以承担针对“社会全体”的整体性话语（利奥塔），那么知识分子在这个时代的功能就是厘清和阐释，阻止事实和真相在民众反复的交流中被扭曲，并在一个大家普遍认同的认知平台上，通过网络等公共领域（事实上现在只有网络）重塑价值主体。这个认知平台的门槛其实不高，在我看来就是一些常识：经济要从计划走向市场，政治要从专制走向民主，法制要从人治走向法治，文艺要从单一走向多元…总而言之，知识分子愈趋边缘化的今天，其界定越来越不依据知识储备，而在于其立足点。对于第二点，我承认人们理想中的自由、平等、民主并不以话语的方式存在，而是以实践人格的方式逐渐积累，就邓玉娇一案来说，值得尊敬的人是夏霖、夏楠、卫毅、孔璞、王克勤等等不顾危险而奔走在第一线的记者和律师，而不是我们这些在网上大呼小叫的看客。然而，我相信大部分关注者的心情是真诚的，若没有背后殷切而冀望的目光，他们岂不是更感到寒冷和孤独？我们这些有名的、无名的博客和论坛连续不断的传播着讯息，尽管有人过激、有人冷漠，但主流仍是其心可鉴，既为身体力行的抗争提供了精神动力，也在点滴改善这时代颓靡的风气。风气和氛围的塑造是非常重要的，俄罗斯文学史上一代代的大师敢于直面现实，其精神资源来自于俄罗斯人民，而俄罗斯人民在拥护知识分子时展现出的善良勇敢，也要归功于知识分子一个多世纪对下的心灵启蒙。知识分子和民众之间互相喂养宝贵的人文精神，才能互相支持，共同成长。今天我写下这篇文章，可能只有几百人读到，可能只有一两个人觉得有收获，我就值得了。渺小如我，知道路有多远，但若不行跬步，这条路永远都走不完。该我做的事，我能做的事，我不逃避；该我说的话，我想说的话，我不噤口。这样的人今天多一个，明天多一个，知识分子才能生存，公民社会才有希望。

      南周记者杨继斌在他的妻子，新京报记者在巴东被殴打之后，写下博文如是说：“而我们，只会更加相爱。爱这个世界。那怕清晨一滴叶脉上的露水都让我们欣喜。你不会懂得这种感觉。”对应着许多人无所谓的生活态度，这句话看的我心酸不已。不能再麻木下去了，我们已经失去很多了。我问你，如果你付了钱，商家却不给你相应的商品和服务，你会怎样？政治也是一种商品，我们都是已经付了钱的纳税人，却没有得到相应的社会保障和人身福利，你为什么不愤怒？你为什么不反抗？你为什么不说话？是因为那个莫名其妙的收费站收钱时一视同仁，还是因为没有人用一叠钱来当面�击你的自尊？这世上的不平事每天都在发生，只不过有些我们知道，有些我们不知道而已。隐忍的中国人像鸵鸟一样把头埋进得过且过的泥土里，总把自己当作受害者，却不知彼时事不关己的沉默，造就了现时呼号无门的绝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