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检查制度的辩护词

作者：子青　来源：围城杂文网　

 

元月13日，《北京日报》发表沈敏特文章：《追求真理离不开言论自由》。文章主张：言论荒谬不荒谬，要让他说出来才知道。而且， “一种言论荒谬与否，是进步还是反动，不是靠权威来决定的，它需要历史实践的检验。”19日，署名甄言者撰文曰：这是把言论自由泛化甚至神话，是为荒谬言论争得自由的空间，至使荒谬言论能有表达的自由而不受约束，不承担社会责任。

　　甄言的说法表面看起来确实冠冕堂皇无隙可击，因为他并不反对言论自由，他反对的是把言论自由“泛化甚至神化”，反对的是“为荒谬言论争得自由的空间”。两篇文章的观点明明是针锋相对的，据说因为甄言有来头，于是有的专家就说：都好！都对！甄文并没有错，他说的是言论自由在现实生活中应该怎样的。这真有点令人悲哀。

　　在我看来，甄文的要害是针对沈文“要让他说出来”这句话，不首先审查言论的荒谬与否就让他说出来，这岂不是“为荒谬言论争得自由的空间”吗？按我的理解，这里的“说”出来，当然不是指平常生活中的口语交流。老百姓平常骂骂咧咧的，入娘倒爷的，这些语言多是“粗口谩骂、污言秽语等违犯公序良俗”的，倘若没有特定的人来接招，是没有谁来干预，不存在什么自由不自由的问题。这里的“说”出来，应当是指利用各种传媒平台向社会公开发表出来。所谓“言论自由”，实际上就是通过媒体发表出来的自由。不让荒谬言论有自由的空间，当然就是不让它有在媒体上自由发表的空间了。要做到这一点，哪怎么办呢？结论自然是要有一种发表前的审查制度了。谁来审查？沈文说要让历史来审查，甄文自然不会同意这一点。因为历史大久了，短则十几年，多则上百年，这岂不等于是变相地为“荒谬言论”争自由空间？所以按甄文得出的逻辑结论，自然应当由公权力来对公民言论是否荒谬作现实的审查了。那么你的言论荒谬不荒谬，能不能让他发表出来，当能就只能由代表政府负责审查的“权威”说了算，这难道还有什么疑义吗？

 

　　按甄文的逻辑，设立新闻预先的检查制度，就不但是必要的，也是合理的。但这样一样，还算有言论自由吗？

　　我认为，言论自由，就是要保证一个人的言论有发表出来的自由。每一个公民都是一个独立的权利主体，独立行使法律赋于的权利并承担相应的义务，他们会自己审查自己的言论荒谬与否，他们独立承担自己言论的法律和道德责任。要是一个公民需要别人来教训他应当说什么，应当怎样说，这就不能说有言论自由了，这就是专制！在专制社会，人们不敢自由地说出自已想说的话，只能按钦定的话去说，按钦定的方式去说。否则，你的话绝对发表不出来，即使发表出来，很快就会被当成毒草清除，甚至连同你的肉体。

 

　　其实，谁都不会用自已的脑袋来开玩笑，除了敌对势力，谁会去公开发表反党反政府的言论？大多数的言论都是认识问题和观点之争。对认识和观点上的分歧，用权力来下结论往往是靠不住的，这一点，历史的教训实在太沉重了。想当年，要是能平等对待不同意见，允许不同观点之间的自由争论，许多问题怎会酿成历史的包袱？当年，不是认为梁思成保护旧北京城另建新都的意见为“荒谬言论”，那有今天这种一环又一环扩张的城建压力？有多少历史遗迹能够保存下来，怎会有今天那么多的假古董？当年，不是认为马寅初的人口论是“荒谬言论”，不让他有自由的空间，那会有今天这样大的人口压力？当年，不是把“右派”中的许多真知卓见，一概都看成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荒谬言论，还会有今天举步艰难的政治改革吗？当年，不是那样用“专政”的手段，来对待像丁玲、胡风、张志新、林昭、顾准、徐璋本等知识分子的“荒谬言论”，中国还会到今天都与诺贝尔奖无缘？“言论自由必须有利于社会稳定，有利于形成社会共识、促进人民团结、推动社会进步，有利于建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空话、大话、套话谁不会说？只是当年这些被认为“不利于”的议论，几十年后，历史作出的结论却恰恰相反

 

　　其实，任何一个政权都不会允许绝对的言论自由，无论是专制威权社会还是民主法治国家。区别只是：在专制社会，是用权力来举起大刀去砍杀他们认为是“荒谬的言论”，他们可以事先砍杀也可以在事后砍杀，权力者是随心所欲的。而在民主法治国家，法律规定了对言论审查的方式、程序、范围和标准，防止检查的随意性和检查的武断性。而且是事后追惩制，发现有违法行为，严格的依法律程序追究其法律责任。借口反对“那种将言论自由泛化甚至神化的观点和做法”来反对人们对言论自由的呼唤，是企图将言论自由变成纸面上漂亮的花瓶而已，是专制的新闻检查制度的辩护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