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东风：“和谐盛世”说“山寨”

作者：陶东风 来源：陶东风的BL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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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寨”在中国的社会文化传统中有着很深的渊源。山寨者，绿林好汉占据之山中营寨也，它是朝廷正规体制之外的小政权，在官方地盘之外自立为王。

山寨就是占山为王、不受官方管辖的地盘。

有人考证，自从陈胜、吴广喊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之后，“山寨”就成了流民草寇、占山为王的代名词，是中国特有的一种游离于官府统治之外的游民文化，也是我们文化遗产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水浒传》第五十一回：“吴学究道，山寨里头领多多致意，今番教吴用和雷教头特来请足下上山同聚大义。”今天我们所说的“山寨”虽然不再是指与传统中与朝廷官府相对立的江湖草莽，但保留了与正统、主流、中心相对的非主流、非正统、边缘的含义。

山寨文化代表着一种以调侃、戏仿、戏谑主流文化为表现形式的草根文化和娱乐精神。山寨基本策略是打“擦边球”和“游击战”，它行走在主流的边缘，专政策的空子，与权力周旋。它的口号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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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是山寨年，从山寨明星、山寨视影、山寨百家讲坛到山寨新闻联播，再到山寨春晚。有人说：“如果盘点2008年里的大事件，除了‘雪灾’、‘5•12地震’、‘北京奥运’之外，‘山寨文化’算是文化领域里振聋发聩的一个。”

山寨的出现和蔓延使得主流显出几分不安、几分尴尬和几分无奈，既想打压又想招安。山寨文化的流行显然从一个侧面体现了以官方媒介为载体的主流话语（比如央视的节目）难以满足相当数量的大众的文化需要，特别是青年人的文化需要，甚至可以说，山寨的蔓延表明当今中国的文化不再是主流媒体的一统江山，正如古代草寇出没打破了官方的一体化梦想。山寨文化的确深深地打上草根创新、群众智慧的烙印。但同时，山寨文化之所以采取了“山寨”的方式四处流窜，时有遭遇压制甚至扼杀的可能，又体现了它在当今文化格局中被排斥和边缘化的命运。

之所以会有山寨新闻联播，因为大家对新闻联播不满意（所谓“央视的新闻要当电视剧来看，电视剧要当新闻看”）；之所以会有“山寨春晚”，是因为很多人对央视春晚不满意，更希望自己能够自由地分享在大年三十晚上进行文化创造的欲望，而不是由央视垄断这种文化创造的权力。大家都知道山寨春晚是如何夭折的，任何无视这个事实而寻找别的解释的人都是无耻之徒。

主流媒体“一统天下”的时代终结了。网络这个平民化的大众传播媒介为草根创新提供了重要的土壤。如果说皇权难以一网打尽的江湖是古代草寇滋生和出没的条件，那么，官方检查机构难以彻底控制的网络就如同今天山寨文化赖以存在的江湖，它为山寨文化的滋生和蔓延提供了可能性。

一方面，山寨文化无法参与主流文化规则的制定，同时，主流文化又无法去全盘控制文化活动的所有空间，因此，决定了山寨文化采取了一种并不十分激进的胡闹台、恶搞、捣乱的策略，打游击战，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类似于一种流寇战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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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主流媒体的“盛世”“和谐”言说和民间山寨文化的蔓延联系起来，将会发现一种强烈的反讽。一方面，主流文化正在大张旗鼓地描绘着“盛世”“和谐”图景 ——从奥运会的成功举办、到神州七号的太空之旅，再到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三，这一切似乎都在表明国人的“大国”梦想正在变成现实，与此同时，山寨文化却在网络和民间四处流窜。它正是在此种“盛世”“和谐”的语境中发出了自己不甚“和谐”的声音。这两种声音的同时并存本身就是一种强烈的反讽。单从字面来讲， “山寨”与“盛世”之间就已经构成了反讽。“盛世”者，大治之世也：国家统一、经济繁荣、政治稳定、中央权力无远弗届！如此寰宇大定、海县清一的和谐盛世岂能容得下绿林英雄、江湖草莽！？然而有趣的是，就在盛世话语的周边，山寨文化在众声喧哗，从而使得这个所谓的“盛世”叙事变得疑云密布、裂隙遍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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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寨的核心是滑稽模仿，亦即戏仿。戏仿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模仿。如果说一般的模仿把模仿对方当成仿效与学习的楷模，是学习的一种方法与手段；那么，滑稽模仿就是旨在颠覆模仿对象的一种模仿。在这里，模仿并不意味着学习，而是意味着颠覆。戏仿并不尊重原作，而是故意冒犯原作。在戏仿中经常使用的手法是随意的拼贴，把被戏仿的对象抽离其原来的语境，加以随意的拼贴，由于语境错置而产生荒诞、滑稽的效果。滑稽模仿与随意拼贴的含义都是言在此而意在彼，其特点是语言与真实意义之间的错位、脱节以及由此造成的反讽效果。

有两点对于理解滑稽模仿特别重要。

首先，滑稽模仿是弱者的艺术。强者对于弱者常常不会采取滑稽模仿的方式，这会削弱它的尊严与神圣。它要么直接地、赤裸裸地压制弱者，要么以蔼然长者的姿态出面训导与诱劝弱者，对其加以招安；而弱者由于其弱而不能直接冒犯权力，它必须迂回曲折讲究战略并且适可而止，滑稽模仿就是其中之一（王蒙说王朔笔下的痞子“智商满高，十分机智，敢砍敢抡，又适当搂着，不往枪口上碰。”可以借用来描述这种既冒犯又掌握分寸的冒犯艺术。

其次，同时必须指出，强者或者在上者之所以可以被戏仿，则又表明这个强者和在上者已经失去了真正的权威，失去了在下者和弱者的发自内心的尊敬。这个强者和在上者一方面不是一个能直接颠覆的对象，但是另一方面却也不是绝对不可以冒犯调侃的对象，更不是一个受到真正拥戴的对象。

第三，滑稽模仿的主体往往是一个嬉皮笑脸、“一点正经没有”的人，他在对于强者进行滑稽模仿的时候很少板着面孔、自以为是，一般总是伴随自我调侃与自我贬损（比如“我是流氓”，“我们是一帮俗人，只知饮食男女”等），一副油腔滑调拿不上桌面的样子。这与强者对于弱者的态度（无论在压制时还是在训导时）的严肃与刻板是极为不同的；

最后，滑稽模仿与拼贴的最深刻的意义在于通过升格与降格的方法消解、颠覆了主流文化在人物、事件以及话语中设置的高/下、尊/卑、伟大/渺小、宏伟/琐屑、深刻/肤浅、有意义/无意义等文化-权力等级秩序。文化传统的力量及其权力运作的重要机制之一就是在各种对象（事件、人物等）之间设立了等级秩序，相应地也在描述与讲述这些对象的话语之间设立了等级秩序。山寨文化的激进意义主要就表现为对于话语等级与话语秩序的颠覆与消解。

这一切对我们理解山寨精神和山寨文化的意义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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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寨文化的生存空间不可一概而论。在商品领域和一些非政治化的娱乐领域，中山寨文化可以以摧枯拉朽之势横扫过去，颠覆传统的行业潜规则，但在一些敏感的意识形态领域，山寨文化就要小心谨慎得多，娱乐明星可以被山寨，影视剧可以被山寨，甚至《百家讲坛》也可以被山寨，但山寨版的新闻联播却经历了很多波折，山寨春晚的流产也很说明问题。这反映出山寨文化生存空间的真实状况。需要说明的是，山寨文化的生存空间的界限并非十分的明确与刚性的，而是处在不断的变化和移动的过程当中，这种移动是试探性的，是经过反复的角力和协商之后双方妥协的结果，它与山寨文化自身有关，但更重要的、更具决定性的力量则在于社会解禁程度与区域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