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凌沧洲 来源：公民 转自：凌沧洲的博客
如果未来历史学家写当代中国编年史，一定不会遗漏：在2009年春天，中国当局动员了多种力量，对网络进行了强力整肃，截至3月，关闭了将近3000家“低俗网站”。
与此同时，网民们仍如飞蛾扑火，在论坛上、网络评论板上、博客上进行着言论自由的表达。
2009年春天，两种与动物有关的名词跃登互联网，成为流行词汇，一曰：“躲猫猫”，二曰“草泥马”。
云南青年李荞明蹊跷死在看守所，而云南晋宁警方称是躲猫猫致死的说法遭到网民猛烈的质疑。在此种网络舆论的压力下，云南官方省委宣传部汲取陕西华南虎虎照事件的教训，主动进行危机公关，弄了一个网民调查团来搪塞民意，虽然从形式上看，确实有创新之处，但由于调查团成员有几位都是云南纸媒或网媒的工作人员，公信力继续被质疑，直到在一个星期五的下午五点，云南官方召开新闻发布会，检方称：李荞明是被牢头狱霸打死的，并公布对几位警方人员的处分。
躲猫猫事件的演化是耐人寻味的。从躲猫猫到瞎子摸鱼，到牢头狱霸，官方几易其说，正像跳脱衣舞一样，把自己那点遮羞的玩意儿一一在观众面前剥掉。但是民意与官意在网络和舆论上的攻防进退仍有可圈可点之处——
比如：为什么选择周五下午搞发布会？这与高莺莺案中，宣布女死者短裤上的精斑是高莺莺之父高天虎自己的发布会时间一样？莫非我们的官员们都“敬业”到快近周末才开发布会？还是因为此时网民们都忙着过周末，网络民意火力会大为消减？国外媒体的记者也该休假，关注度自然降低？
再有，此事似乎已经如此收场，而有人更希望早早收场。看看以下网络广泛转载的官媒报道——
“我们对政府的处理是满意的，感谢网友和媒体。”三月一日，“躲猫猫”事件受害人李荞明的父亲李德发，在接受中新社记者电话采访时作出上述表示。
李德发介绍说，二月二十七日晚，政府的处理结果出来后，他很关注，对政府处理有关人员表示满意。“我一直认为，不可能像看守所之前说的，他们不存在任何失职、渎职问题。”
李德发同时表示，感谢网民和媒体一直以来对李荞明案的关注和报道。“感谢上级领导和网友、媒体，要是没有你们，这个事情不会处理得这么快。”他说，“我们之前向警方提出过四十万元赔偿的书面要求，目前还没有答复。我现在就是希望能尽快把事情处理好，不要耽误我们种田地。”
我请你们记住这样的“新闻报道”。在此报道中，记者想传递什么信息，起到了什么“宣传”作用？读者会从这个报道中得出“印象”：政府是正确英明的，顺民是感恩戴德的，死者家属是要钱冷酷的，有人是会“耽误种田地”的。
究竟是谁搞得李家家破人亡，家破人亡之后还得叩头谢恩？这就是宣传的奇特力量。
可惜，它在而今也就只能忽悠忽悠愚民而已，忽悠不了网民的火焰金睛。
而3月份，南华早报的一篇英文报道，把中国网民中早就流传的不满——“草泥马”拱到国际视野。报道说，“草泥马”因为遇到“河蟹”侵袭而保护自己栖息地的视频，并非是《动物世界》纪录片里常见的生态环境危机故事，而是中国聪明的网民通过一段视频短片把打击低俗网站的运动变成了一个全民的笑料。
一位自称马丁¨豆瓣牧师的网民写道：“起初他们修理天涯，我不混天涯，我不说话；接着他们修理凯迪，我不是猫眼，我不说话；此后他们修理校内，我早就毕业了，我继续不说话；再后来他们干掉了牛博，我不想被干掉，我还是不说话；最后，他们奔我而来，再也没有人站起来为我说话了。──马丁¨豆瓣牧师。GFW殉难者纪念碑铭文。2008年。”
这是网民们对钳制民意表达、限制言论自由的反击的真声音，其中蕴涵的悲愤是许多上网被删贴、锁帖、屏蔽过的网民都能体会到的，
今日中国，如果你没有被删贴、锁帖、屏蔽过，那就不能称之为真正意义上的网民；几乎每个网民的言论贞操都有被网管及其背后力量蹂躏的黑暗记录。
但是三月份在两会期间，国际媒体依然看到一个正在冲破恐惧、不断表达真声音的中国——
一批批申诉的冤民，云集北京，有的以撒传单的手段，有的披麻戴孝进入北京人的视野，有的更衣激进极端的手段，比如自焚、比如几位老人在前门大街集体喝农药自杀抗议；我虽然不赞同自焚、喝农药自杀这种极端方式，但我也想籍此问一问当道诸公，中国的底层民众除了以此种方式才能激起国际媒体反应，国内媒体对他们的冤情关注过多少？敢关注他们的冤情吗？即使发生了这些悲惨的事件，又报道了多少或者根本就不报道？！
而在网络上，面对收紧的言论空间，中国网民仍在继续进行不屈的民意表达，比方对委员代表直选的呼吁，对委员代表无厘头式的提案的嘲讽、对作秀和耗费纳税人血汗的尖锐批评。尽管有些帖子迅速蒸发，但网络越来越发挥其推进民意表达、推进自由民主进程的作用。
可以说，新一代网民正是未来公民社会的助产士，也为未来中国的公民力量准备了思想和人才资源。
2009，3，9
（《公民》首发，欢迎转载，请保持署名、文本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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