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在中国者大都心知肚明一些祸从口出的所谓“敏感问题”，既不能在公共领域明言，私下里说了也没用，所以大多数人对于此类问题也就得过且过，抱定了沉默是金的古训。其实，民族问题是世界性难题，并非中国专有，但人们的敏感度却因事涉“大一统”的传统观念而放大。高压之下，人人在“温良恭谦让”的面具下作秀，似乎都可相安无事。但当铁屋之内有身遭其难者独自叫痛，因此打扰了旁人的清梦时，则很容易变作权力鸣鼓而攻下的众矢之的——别人有难，我可以不闻不问；一旦有了表现忠君爱国的机会，自己却万万不能拉人之后，哪怕自己的一番邀宠高论会有杀人的效果呢——这种只知家国大义不知博爱拯救的愚氓大有人在，台湾的柏杨先生谓之“丑陋”！
柏杨曾将中国和美国的种族歧视问题比并而观，老先生语锋甚健，他将种族问题比作“害痔疮”，“中国的方法是‘讳疾忌医’兼‘家丑不可外扬’”，具体做法是“一面屙血，一面双手捂住屁股号曰：‘俺可没害痔疮呀。’谁要说俺害痔疮，谁就是‘别有居心’兼‘是何居心’。”
而美国人的反应在中国人看来比较变态，“是到处嚷嚷了不得啦，痔疮发啦，一天流八千加仑的血，要打听棺材的价钱啦。”欲从“传播工具和文学上直接暴露种族歧视，正是闹得天下皆知，使人心惊肉跳”，然后，“理性地采取种种步骤，使种族歧视慢慢减少，期于根绝。”
柏杨写作《丑陋的中国人》一书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二十年后，美国人果然选出了一位出身贫贱的黑小子当世界第一强国的总统，羡煞旁人，也让旁人再次大跌眼镜。
历史证明，柏杨不仅敢言，而且，言必中的。但这却未必能使自称最重史鉴的中国人从中汲取一点真正的智慧，自晚清洋务运动始，中国对西方的学习就尤重“器”的模仿而轻“法”的研习，这种不同也正是同治中兴与明治维新的最大不同，中国人对现代化的追求多游走在物质层面，总不肯在精神的向度上多走一步，甚至是往前走一步再倒退回两步来以求稳妥。
那篇对新疆民族问题的建言已被腾讯关闭，链接跳转到了充斥着各种八卦的首页，这是一个允许你娱乐至死的时代，却不允许你想得过多，不知yahya是否安好，我怕他被人间蒸发掉……本人有幸得览他的曲谏，区区数百字的短文实际上还是依据得“伟光正”的和谐社会理论，并未援引自由人权说事，算得上是温和诚挚的体制内发言。文中提及在新疆发生的具体事例，却是敢言人之未敢言，那份勇气殊可敬重，故在此地保全此文，以待来者见证。
目前，新疆区政府采取的是压制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这是和中央的精神相违背的！新疆的维族本身是有自己的文化，有自己的精神生活的，由于上世纪5、6十年代中原地区的其他民族的迁入，新疆的相当一部分维族人视入疆的外族人为异类，更有文化入侵的嫌疑。现在在新疆，少数民族干部不能过自己的伊斯兰教节日，有些地方学生不能有自由的信仰，更有甚者，政府，学校，故意破坏群众的宗教信仰活动。比如在伊斯兰教的斋月里故意让少数民族学生，干部吃东西。如果发现你在过宗教生活，你就面临被开除，解职，调离等待遇。不能不说，这种做法相当程度上导致了少数民族群众对政府的怨恨情绪。从而导致新疆地区某些方面的不稳定。现在，我们提倡的是构建和谐社会，和谐社会的标志之一就是人民群众享有充分的信仰自由。而我们的社会需要安定，安定，靠的不是压制不满情绪。压制的结果只能是越发使它具有反抗力。安定，需要的是大禹治水的疏导智慧。需要的是切实的为群众谋福利。
原文地址：http://news.qq.com/zt/2009/09qgrm/qgrmzcn.htm?r_id=82308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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