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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之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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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自由憲章 》中，弗里德里希·哈耶克给未来科技做了一个相当恐怖的预测：“我们极可能身处于一个新时代起点线上，在这个时代里，思想控制在技术上实现的可能性不断增 加，起先看起来这些技术对于个体个性没有或好或坏的影响力，但它最终会被政府肆意支配并加以运用。人类自由的最大威胁也许仍在前面的道路上静静地等着我 们。[1]
”哈耶克，跟他那些同时代的绝大多数引领时代的知识分子一样，并没有预测到互联网的 出现——而互联网堪称哈耶克自生秩序的 完美典范。作为一个数十亿人便捷收发信息的分散式通信系统，互联网极大地改变了政府和主权个体（sovereign individuals）之间的力量平衡，使力量的天平偏向主权个人。即便在互联网发展的初期，互联网在苏联政府的垮台方面也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自那 时起，互联网极大的促进了经济，社会以及政治自由，从古巴到美国，无一不受其影响。
尽管政府一直在设法使用现代通信技术监视和控制单个个体，但是来自市场强力而又恰当的回应使得政府的努力注定要失败。
哈耶克并不知道互联网
当弗里德里希·哈耶克的《自由憲章》1960第一次出版时，互联网还没出现，而互联网的军用前身，ARPANET也是1969年才建立的[2]。 这离第二次世界大战恐怖硝烟的散去已经过去15年了，纳粹德国以及苏联极权使用大众广播传媒技术来给他们民众灌输思想的这一手法让人记忆犹新。在纽伦堡审 判时，阿尔伯特·施佩尔自己就描述了纳粹政体在使用技术进行宣传动员方面的高效性：”通过电台以及喇叭之类的技术设备，8008000万人独立思考的能力被剥夺了。这才使得民众屈服于个人意志变的可能。“[3]面对这样的事实，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哈耶克会对于未来大众广播技术的使用充满恐惧。
的确，在一个电台和电影为唯一大众通信技术的世界里，大量的权力从主权个人转移到了极权政府。用克里斯多夫·科德兹（Christopher Kedzie）话来讲就是“因为传统广播媒体最合獨裁者心意，它们几乎必然会被当作强有力的政治武器加以使用。” [4]
科 德兹沿着一个二维的连续区间（continuum）将各个技术排列，水平轴代表了采用该技术时信息受众的数目，纵轴代表了信息发出者的数目。诸如电台、 电视之类的技术——尤其是在这些技术发展早期的时候——尤其有助于政府的宣传，使用这些技术时，信息发出者数目寥寥无几，但是信息的受众却成千上万。科德 兹写道“以獨裁者的角度来看，最优技术所处的区间为右下角底部的那块区域，这块区域里的技术特点为：所有人都接受领袖的指示，没人能听到不同的声音。”[5]
科德兹沿着一个二维区间将各个技术重新排列。
在上个世纪30～40年代期间，极权政府动用资源控制了当时仅存不多的电台广播以及电影，掌握这些资源的政权可以影响他们的受众，而不会遭到来自民间对手（nonstate ）的强力竞争。
哈耶克并不是恐惧政府和技术相结合的唯一一人。在1949年出版的《1984 》中，乔治·奥威尔描绘了一个监视无处不在的国家，在这个国度里，政府不但控制当下的信息流动，而且它也控制往昔的历史记载。[6]但 是奥威尔也缺乏先见，他没看到未来技术的发展以及由此带来的成本降低对于个人意味着什么。理查德·缪勒 （Richard Muller）一针见血的指出：“奥威尔的错误非常简单：它假设只有政府能用得起高科技——实际上所有的预言家，科幻作家，以及未来学家都持有这样的观 点。但是，事实证明这是错的。” [7]
当今我们并没有生活在奥威尔笔下的世界里，这其中很大一部分要归功于摩尔定律 ：“1965年，英特尔公司创建人之一，戈登·摩尔预测称，随着晶体管密度的增加，硅芯片的处理能力每18月就会翻一番，这一预测被后来的事实证明具有惊人的准确性。”[8]芯片处理能力的指数级增长使得尖端科技的传播超出了政府的管辖范围，它们飞入世界各地数十亿普通个人手中。
的 确，即便那些起初是为政府服务的技术也会逐渐、不可阻挡地转移到个人领域，上个世纪70年代，ARPANET从一个军事通信工具逐渐发展成为日趋复杂的 个人信息分享系统。引用皮特·克雷恩（Peter Klein）的话来讲，“到80年代早期的时候，ARPA通信协议的私人应用已经超过了军事用途。在1984年，军方将互联网的控制权转交给国家科学基金 会；仅仅10年后，互联网基础设施的彻底私有化进程开始。[10]互联网的历史只是政府放弃控制，将权力下放给个人与组织的诸多实例之一。
跟早期的电台和电视不一样，那些为多个信息制造者提供便利的技术——诸如，电话，和互联网，尤其是互联网——严重地损害了重权在握的政府，因为这些技术给思想的市场引入了竞争。
电话技术有它自身的弱点所在；任何特定信息的受众寥寥无几，并且电话可能被窃听而他们的号码可能被限制起来——苏联在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的开放政策实施前就是这样干的。[11]
但是，互联网，更具弹性。不像早先的广播技术，互联网并没有一个可以控制以及限制的中枢。蒂姆·斯万森（Tim Swanson）注意到互联网”是一个混合和汇聚了各种计算机的系统，通过各种不同的通信协议将各个设备连接起来使其具备不同的能力。“ [12] 想通过占领互联网零碎的硬件实体而让互联网噤声成了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即便任何一个特定国家竭尽全力这样做，他们不可能达到目的。科德兹称，“无论是信息网络的影响力还是它的自主性，它都不未被国界所束缚。”[13] 某个国家的政治异见者完全有可能将他的网站架设在世界其他地方——而他所有批评的当局因远在天边而鞭长莫及。
此外，在线个人重新发布发布资 料的便捷性也确保了资料它的持久性，也使得互联网免于遭受高效审查之害。甚至我个人就观察到了一个大站点在删除内容方面所做的无用 功。在线视频站点Youtube会封杀掉它认为“无情”或是违反大媒体公司版权限制的视频。即便视频和发布者的账号被删除掉了，但在数小时之内，同一视频 的其他不同版本就会在Youtube或者其他视频站点上死而复生。视频被删除的愈加频繁，公众的反抗之举愈强烈——这会导致更为猛烈的视频洪流在网上蔓 延。在我说观察到的所有实际案例中，这些视频最终仍然会出现在Youtube上面，而它获得曝光率要比之前更高。如果单个站点因为其自身站点特性都不能有 效的封杀思想的自由传播，那么对于一个臃肿，笨拙的政府机构而言与到处流传的异见之声做斗争又是一件多么难以完成之事！
一些企图限制思想自由交流的政府也尝试大规模地限制他们的民众访问互联网。 但是封鎖在线内容就如同竹篮打水，白费力气。中国政府要求像Google这样的 搜索引擎封鎖评批共产党的在线内容。但是，这样的审查收效甚微，而且实际上对于那些最为“危险”思想的访问也未能严格限制住。詹姆斯·格拉斯曼 （James Glassman）这样打趣的写到，中国政府“封鎖了对于特地网站的访问，这其中包括华盛顿邮报，但是我个人更具颠覆性的技术站点 www.TechCentralStation.com却不在它的黑名单之上。“[14]
即使所有主要西方媒体源头站点的访问被严加限制，这也并不意味着网上数以百万计的文章，政论博客，小型杂志，视频，音频会面临同样的待遇，无论是中国还是 其他国家的政府官员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这些信息的存在。即使限制住对几乎每一家主要西方媒体资源的访问，也不能堵住网上数以百万计的文章、政论博客，小型杂志，视频，音频，这些资源是中国和其他国家的政府官员所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的。
搜 索引擎可以过滤掉那些煽动性的关键词及其组合，但是它仍然无法察觉到隐喻，讽喻，微妙的影射，讥 讽，甚至是词组的非常规使用。另外，政府也不可能阻止了个人从他们朋友同事了解一些地方性知识( local knowledge)，没有主流搜索引擎的帮助，个人依然可以动用在这些信息找到他们想要的网站。
通过他的著作，哈耶克强调了时空中特地信息对于塑造个人决策关系重大——而这样的知识信息，集权的官僚机构也无能力访问。多数个人对于互联网上内容的了解提高了他们对于此类地方性知识 （local knowledge）的占有。哈耶克式（Hayekian）的分析也暗示政府即便知道这类知识的自然属性，他们也对此无能为力，对它传播的干涉也少上许多。
早期的互联网以及苏联的垮台。
如果仅仅只是说互联网使 得思想方面大规模的高效审查变得不可能，这对于互联网作为一个史无前例的个体解放利器的重要性也太过轻描淡写了。互联网已经具备扳 倒暴虐政府的能力——这种能力甚至在互联网发展的早期就已经显露出来。比如，互联网在摧毁蘇維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简称苏联，缩写，USSR）扮演了一 个不可或缺的角色。
苏联并没有被传统意义上的入侵或是暴力革命所摧毁。希蒙·佩雷斯（Shimon Peres）这样评价“
共 产主义倒了，这期间俄国军队并没有支持或是反对，没有参与其中；共产主义倒了，这期间也没有一个反对共产主义者的新政党出现——即便有，它也是由共产主 义者组建的；共产主义倒了，这其中也没有美国，欧洲，中国或是其他国家的干涉…当它无法再蒙蔽民众的眼睛或是控制信息时，专制政府变得异常脆弱。[15]
作家斯科特·谢恩（Scott Shane）同意这样的观点，他写道，“蘇維埃幻觉的破灭…并不是用坦克或是炮弹达成的，而是用事实以及舆论来促成的，它是被压制了数十年的信息释放所戳破。“ [16] 信息的洪流导致蘇維埃公民对他们的政权发出质疑之声，而我们可以看到，最初的促进因素就是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1985年开始实施的开放政策。该政策在上 世纪80年代后期逐渐放松了对于信息和旅行的限制。然而，开放并不仅仅只是源自戈尔巴乔夫自己个人的良好意愿——而是他意识了技术发展的需求。用1988 年戈尔巴乔夫自己的话来讲就是，”国际通信跟以前相比要比便捷上许多。事实是，如今任何社会都不可能‘闭起关，锁起国来’。[18]“
戈尔巴乔夫面临着极权社会的一个两难问题，就如同乔治·舒尔茨（George Schultz）三年前描述的那样：
他们想抑制这些[信息通信]技术的发展，因而在新工业革命中他们被远远地落在了后面，或者他们允许这些技术的存在与发展，眼睁睁的看着他们的极权控制不可避免的被一点点侵蚀掉。实际上，他们对此毫无办法，因为他们无法完全阻止技术进步的潮流。“[19]
通讯技术在驱动经济增长和繁荣方面所具有的惊人能力也意味着那些不想拥抱此类技术的政府会使得他们自身远远落后于对手。对于那些需要经济增长衬托下门面， 以使其自身看起来像是西方政治体制的一个可能积极替代品的政权而言，至少得部分准许最新技术发展的传播，如果连这一点都不能容忍的话，这对于经济的增长将是致命的。
就如科德兹所写到的那样，“如果所有的风险只是危及经济的健康增长，那些极力回避交互通讯技术的獨裁者会这样干的，封杀掉新技术的传播。回避交互通讯技术的独裁者这样做，也许只会危及经济的健康增长。“[20] 但是，如果技术和经济发展差距太过悬殊，太过明显的话，那么单单这就可以在国内产生足够多的不满，并导致政变或是叛乱。另一方面，采用新技术会使得批评政 府的信息到处传播，并在思想的市场中随手可得出现。
开放政策采纳后的四年，流入的信息已经彻底的改变了蘇維埃社会公共舆论的氛围。政府打造的经济和历史版本被人视 作是捏造和虚伪的。詹姆斯·道恩（James Dorn）写道：
随着民众发现他们被传授的大多数关于蘇維埃天堂和资本主义地狱的事情是编造的，开放政策激起了人们的愤怒。随着电视新闻报纸上不断增加的信息，新经济的异见者成为瓦解蘇維埃帝国的强大力量。[21]
在传播事实真相方面，互联网扮演了一个至关重要的角色。在1989年，列尔科姆网[1]，一个私营的计算机网络，开始在苏联浮现出来。依据科德兹的话
列尔科姆网（是“可靠通讯”的简写）就是用来支持商业活动的，由于苏联的电信基础设施遭到刻意地限制，如果它不是用来支持商业活动，列尔科姆网就可能失去创造性。列尔科姆网是专门用来支持被刻意限制的苏联电信基础设施搞得死气沉沉的商业活动。 通过用户自己缴纳的费用来支撑自身运营，它发展到了成千上万的用户。
列尔科姆网不光解放了蘇維埃公民，使得他们能够参与到可以改善他们生活水准的经济事务中来——它也给这些公民提供了一个不受政府管辖可以自我表达的论坛。列尔科姆网时使得它的的用户可以传播和阐明思想，使其用户免于监视和事先的审核，互联网的这一构造正是这种能力的关键所在。
克莱·舍基（Clay Shirky）写道，互联网是基于端对端的原理：“因为互联网的收发者在编撰新信息之前无需寻求帮助或是许可，这使得即便有其他的电视广播网络技术可供选择情况下，互联网技术也值得采用。” 即使在开放政策实施之时，蘇維埃政府对于印刷媒体，电台，电话和电视实施某些监督和审查——但是由于互联网的特有设计所致，这样的控制却不可能应用到互联 网之上。政府所能做的最多也只是过滤主流搜索引擎——但是雅虎，Google之类的搜索引擎在1989年的时候都还不存在。成千上万的蘇維埃公民仍然通过 列尔科姆网了解了情况的，在科德兹看来，列尔科姆网已经被“证明是一个抵御集权势力的强力的社会公器。”
列尔科姆网并不是唯一一个对苏联垮台有所影响的在线信息来源。更为分散和私密的通讯手段——如电子邮件——也产生过至关重要作用。用科德兹的话来讲，“电子邮件的跨国界流动也增强了传统媒体的力量，无人可以再次剥夺他们获取外界信息能力“[25]
当大多数公众仍然从报纸，电台，电视了解事实真相时，这些媒体的记者们则经常留意电子通讯网络，以从西方和苏联内部获得精确的信息。通过互联网传输而来的 事实真相也通过他们各自的途径，进入到新闻报纸的版面和电视荧屏之上。一系列的技术共同协作，致使共产党党内的信心土崩瓦解。
政府之外的传真机，复印机，录影机以及个人电脑不再是稀罕之物，它们构成了一个可以把俄国政治对手，共和国独立运动以及迅猛成长的私营部门联系起来的活生生的，而且还在不断蔓延的的神经系统。 [26]
蘇維埃的经历并非是特例，于此同时，天鹅绒革命改变了捷克斯洛伐克。
学生们试图协调全国各地的起义，他们使用的就是迂回通讯手段（angle），捷克的秘密警察太过愚蠢和原始，无法跟上数字通信息技术的步伐，因而激进学生的通过‘猫'构建的网络在防止窃听方面相对要安全许多。 [27]
捷克斯洛伐克的共產主義政府在1989年12月29日被推翻，这其中很大一部分功劳要归功于那些可以访问互联网的技术老练学生的努力。[28] 两年后，苏联也不复存在。
社会，经济以及政治自由
自苏联垮台以来，互联网的影响力已经增长了若干个数量级。在1997年，大约有九千六百万的人在使用互联网；到2002年的时候，这一数字增加到了六亿五千万。[29] 而在2007年12月30日时，互联大约有13亿1千9百万的用户。[30] 伴随着互联网使用量增加，互联网也越来越方便和实用。平均算到个人头上，如今收发信息的成本只有互联网早期时收发信息成本的一个小小零头。依照格拉斯的话来说就是，“30年来[从1972年到2002年]，发送1TB信息的成本已经从15万美元降到了17美分。“[31]
上世纪90年代的时候，电子邮件帐号很昂贵，而且只提供几M的存储空间。在2008年的时候，电子邮件帐号对用户使免费的，而诸如Gmail和雅虎邮箱之类的大众化服务实际上提供的存储空间的增长速度要远快于邮箱邮件的填充速度，实际上也相当是提供了无限容量的邮箱。
任 何一个人甚至不用给网站支付以一分钱就可在网上推出，发布他的个人思想。诸如雅虎GeoCities服务提供的免费站点——除此之外还有数以百计的论 坛，博客主机站点，以及免费的发布站点（publication venues）——使得任何一个有此想法的人都有机会分享他的想法，参与到讨论和辩论中去，以及培养自己的观众，树立 个人威望。
Youtube之类的站点也使得用户可以十分容易的制作和分享视频内容，而高速互联网连接的出现也使得每一个链接到互联网的个人上传和下载数以千计的音频文件变的可能。
互联网在 商业上的可能性只是刚刚被人意识到。成千上万的个人通过广告收入和佣金凭借在线写作赚到钱了。通过亚马逊，eBay这类的网站，数以百万计的个人 可以获得原本在实体商店中无法找到的书，衣服，设备，艺术品以及娱乐商品。通过诸如贝宝（PayPal）之类的服务，人们可以完成完成钱款交易。然而很少 有人知道，将个体从政府手下解放出来也是贝宝创始人的一个毫不隐晦的目标，正如威廉·安德森（William Anderson）所解释的那样。
PayPal的创始人（彼得·提尔（Peter Thiel），对冲基金经理，以及马克斯·莱齐恩（Max Levchin），一名工程师，老家是乌克兰）脑子中最初设想的是一个不光可以让世界上所有人都能够通过互联网彼此支付的系统，而且它可以使人们保护自己 的财产，使其免遭政府的通胀掠夺。“[32]
彼得·提尔对于他想用一种更可靠更易访问的数字支付系统来取代政府发行的纸币的野心毫不掩饰。他自己说过：
纸钞是一种古老的技术，也是一种麻烦的的支付手段。它可能被用光掉，它会磨损，损耗掉，它也可能被弄丢或是被偷掉。在21世纪，人们需要一种更为方便和安全的货币，一种用一个PDA或是互联网连接就是可以随时随地获取的新形式的货币。[33]
Paypal 这类的服务业也可以增加那些通胀肆虐国家中居民的财务安全。通过拥有一个美元计价（dollar-denominated ）的账户，而不是以本地货币计价的账户，个人就可将他们每年遭受的通胀比率降低到一个很低的数字。使用诸如电子黄金（e-gold ）以及以货物计价（commodity-denominated）的账户，个人完全就不会再次遭受通胀盘剥。此外，他们可以将它们的钱财跨境转移，而无需 面对来自政府方面的限制。随着互联网电子商务的发展，世界各地越来越多的个人可以通过互联网工作以及兑换货币——这可以绕过这个世界上一些最为严苛政府的 管制和控制。
通过使得每个个人都可以建立更为牢固，而且不受地理位置约束限的个人人脉网络，互联网在社交方面大大增强每个个体的能力和信心。皮尤（Pew）互联网课题 2006年的一项研究发现数目众多的个人充分利用了互联网，“尤其是在是在危机关头，人们会使用互联网来动用他们的社会人脉网络。”[34]当 个人在涉及健康，工作，财务，以及市政等方面的问题上需要一些重要信息或是协助时，他们向那些他们认为能担当此任的熟人寻求帮助。巴里·威尔曼 （Barry Wellman）是一名社会学家，同时也是这项研究报告的执笔者之一，依他看来，“他们经常会根据不同的情况找出各种合适的人选和动用各种资源来解决问 题，而不是单单依赖于一个社区获得社会方面的支持。”[35]通过将个人与各个地方，各个时间的人用互联网连接起来，它大大扩宽了特定时空中个人的见闻。
互联网为 公众在处理雷同的政府繁琐手续方面节省不少时间，这也把政府对于私人生活的介入程度降到了最低。个人无需再花费时间和精力来获取他们纳税申报表格的 实体副本，他们可以在互联网上获得，填写，并归档这些重复的表格——这一切无需离开房子半步或是排队等候。诸如TurboTax的电子归档服务提供免费的 归档（filing）服务以及为那些祈望不违背税法的个人提供协助。如今对于多数人而言，已经无需仅仅只是因为那些税务会计以及律师能“不出差错“地给政 府付税，而为他们支付高额的费用，个人可以用这些节省出来的时间来丰富他们自己的生活，以及培养生活工作中的自治fng通过工作和休闲来经营他们的个人空间。
互 联网在政治方面也极大的增强了那些遭受严苛政府盘剥的个人的力量。在2008年，古巴当局就试图关闭 Generacíon Y，这个Yoani Sanchez是个有关古巴普通百姓真实生活的私人博客。博客是架设在德国的一个服务器上的——因此古巴政府并无任何实际的能力来关闭这个博客；最多，他 只是能阻止在古巴境内访问该站点。就在政府试图封鎖这个的访问时，Sanchez就被授予新闻领域的奥尔特加·加塞特（Ortega Y Gasset） 奖——这是西班牙语中的普利策奖。[36]
古 巴政府尝试审查的鲁斯为Sanchez带来了更多的公共关注度，如果政府只是简单不理不睬的，Sanchez是不可能获得这么多的关注度的。 Sanchez她自己明白当局无力阻止她。她自己说，“审查我博客的无名审查员试图将我关到一个隔离的房间，将灯光关掉，阻止我朋友的访问…然而，这样的 惩罚如此无用以致这来为我带来了一些同情者，而且这样的惩罚如此易于绕过以致它本身变成了一种激励。“[37]
如今，甚至在古巴境内封鎖对于Generacíon Y的访问也被证明是不可能的：”Sanchez称古巴政府定期尝试在国境内封鎖对她站点的访问，然而这样的封鎖通常在数小时之内就被人消除掉。”[38]
在2008年四月的这个时候，劳尔·卡斯特罗政府似乎也不的不屈服于戈尔巴乔夫在1985年所面临的那个一模一样的獨裁困局。为了避免因技术远远落 后于世界其他各地的水平而导致的窘迫和动荡，卡斯特罗当局已经极大的放松了对于普通古巴百姓拥有手机和电脑的限制。虽然对于互联网的访问依然限制在那些只 对游客开放的网吧里面，Sanchez这样的聪明博客们经常装扮成游客，溜进去上网。[39]其他的而博客作者，Eva Hernandez以及Sanchez的丈夫Reynaldo Escobal也依样画葫芦，混进网吧去。[40]古巴也许正在经历着它自己的“开放政策”初期阶段时期——这将不可避免的使得审查政策和政府打压不可长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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