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林贡钦 来源：BBC中文网
最近，有媒体披露：中国文化部欲以《炎黄春秋》杂志的社长、副社长、秘书长、编委年龄过大为由，更替领导班子。
反对者认为，《炎黄春秋》不是官方办的杂志，政府没有投入一分钱，没有给一个编制，政府无权限制领导班子的年龄，就好比无法规定民营公司老板的年龄一样。
现任社长杜导正认为，政府干部的退休年龄不能套用到像他们这样的非政府机构里。就算工作到120岁，也与政府无关。
著名作家邵燕祥诗挺："炎黄恐失春秋笔，风节应同日月光。忽忆人在阵地在，一声不退气堂堂！"
明眼人都能看明白，整肃又开始了！
近年，《炎黄春秋》刊载了不少敢说真话、有思想深度但倍受争议的文章，成为硕果仅存的中国知识分子和老干部的舆论阵地。同时，《炎黄春秋》也经历过八、九次各种名目的整肃。这次能否过关，能不能躲过初一也躲过十五，世人拭目以待。
杜导正的悲哀
要85高龄的杜导正社长退休，是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既守制度，又符道德，杜导正们气再壮也似乎理不直。
这正是杜导正的悲哀：他当国家新闻出版署署长的时侯，没有落实公民可以自由成立私营出版社的宪法权利。当他退休后成为真正的公民时，想将一个挂靠在国家机器下的出版社办成一个私营出版社，只想多一点言论自由，多一点理想，多一点说真话的地方，而冰冷的国家机器却说：不！就象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大搞阶级斗争的红卫兵小将对正在种自留地的老农说：不！
92岁的经营之神王永庆病逝任上。80岁的亚洲首富李嘉诚、87岁的澳门赌王何鸿（上焱下木） 、 84岁的传媒大亨默多克仍在工作不言退，而53岁的世界首富比尔．盖茨却退休了。私营企业的当家人高龄不退，一般有两种状况：一是将工作视为生命的重要组成部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二是对任何接班人都不信任，不假人手。
85岁的杜老不退休，看来不是不想退，而是不能退。人在阵地在，人离阵地失，有太多的同路人把晚年仅剩的一点理想寄存在杜老和他所办的杂志上。
这杂志的外壳包裹着一个充满太多心机而又如履薄冰的议政平台。在没有理想的图腾和血与火锻造的权威的年代，任何权力都是最容易遭到挑战的。一本杂志的前途和成败系在一个人的退不退休上，实属危矣。这不仅是《炎黄春秋》生存环境的恶化，更是中国媒体生态环境恶化的现实。
杜老有"碎步前进"和"几个硬性规定"的生存策略，企图在夹缝中挣扎，在高空中走钢丝。如今其艰难步履可能要嗄然止步。杜老是个可敬之人，但可能又是一个悲剧角色。
胡温新政与媒体生态
《炎黄春秋》和杜导正，正是当今中国媒体生态的风向标，正在成为胡温新政向何方的指示牌。
历史赋予《炎黄春秋》和杜导正太重的责任，因为《炎黄春秋》几乎已是唯一还能说些别人不敢说的真话的杂志。国中无人，导正为先。让85岁的老将挂帅继续孤战到120岁，情何以堪！
胡温新政的终极目标定位在构建和谐社会。但不同政见的声音绝迹并不表示和谐社会的到来，因为"一言堂"的舆论管制也可办到。
中国近60年来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民办杂志！《炎黄春秋》在法律上由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主管、主办，而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是挂靠在文化部下的一个社团，就象30年前改革开放初期，众多私营企业挂靠在国营企业和集体企业之下一样。
经济体制改革，打被了公有制的一统天下，通过修宪，确立了私营经济的法律地位，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民营企业。
政治体制不改革，就不可能冲破党和国家对媒体的垄断。因为垄断了媒体自然就垄断了意识形态；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上有"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但现实中公民没有成立私营出版社的自由。
公民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归结为公民言论的自由。公民只有享有言论的自由，才能真正享有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因为，言论只有通过媒体的媒介、承载才能传播。
看来，要扭转和改变中国媒体生态恶化的趋势，还是要从维护公民的宪法权利入手，而不是仅靠一个老人、一本杂志的单打独斗。
反对者认为，《炎黄春秋》不是官方办的杂志，政府没有投入一分钱，没有给一个编制，政府无权限制领导班子的年龄，就好比无法规定民营公司老板的年龄一样。
现任社长杜导正认为，政府干部的退休年龄不能套用到像他们这样的非政府机构里。就算工作到120岁，也与政府无关。
著名作家邵燕祥诗挺："炎黄恐失春秋笔，风节应同日月光。忽忆人在阵地在，一声不退气堂堂！"
明眼人都能看明白，整肃又开始了！
近年，《炎黄春秋》刊载了不少敢说真话、有思想深度但倍受争议的文章，成为硕果仅存的中国知识分子和老干部的舆论阵地。同时，《炎黄春秋》也经历过八、九次各种名目的整肃。这次能否过关，能不能躲过初一也躲过十五，世人拭目以待。
杜导正的悲哀
要85高龄的杜导正社长退休，是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既守制度，又符道德，杜导正们气再壮也似乎理不直。
这正是杜导正的悲哀：他当国家新闻出版署署长的时侯，没有落实公民可以自由成立私营出版社的宪法权利。当他退休后成为真正的公民时，想将一个挂靠在国家机器下的出版社办成一个私营出版社，只想多一点言论自由，多一点理想，多一点说真话的地方，而冰冷的国家机器却说：不！就象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大搞阶级斗争的红卫兵小将对正在种自留地的老农说：不！
92岁的经营之神王永庆病逝任上。80岁的亚洲首富李嘉诚、87岁的澳门赌王何鸿（上焱下木） 、 84岁的传媒大亨默多克仍在工作不言退，而53岁的世界首富比尔．盖茨却退休了。私营企业的当家人高龄不退，一般有两种状况：一是将工作视为生命的重要组成部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二是对任何接班人都不信任，不假人手。
85岁的杜老不退休，看来不是不想退，而是不能退。人在阵地在，人离阵地失，有太多的同路人把晚年仅剩的一点理想寄存在杜老和他所办的杂志上。
这杂志的外壳包裹着一个充满太多心机而又如履薄冰的议政平台。在没有理想的图腾和血与火锻造的权威的年代，任何权力都是最容易遭到挑战的。一本杂志的前途和成败系在一个人的退不退休上，实属危矣。这不仅是《炎黄春秋》生存环境的恶化，更是中国媒体生态环境恶化的现实。
杜老有"碎步前进"和"几个硬性规定"的生存策略，企图在夹缝中挣扎，在高空中走钢丝。如今其艰难步履可能要嗄然止步。杜老是个可敬之人，但可能又是一个悲剧角色。
胡温新政与媒体生态
《炎黄春秋》和杜导正，正是当今中国媒体生态的风向标，正在成为胡温新政向何方的指示牌。
历史赋予《炎黄春秋》和杜导正太重的责任，因为《炎黄春秋》几乎已是唯一还能说些别人不敢说的真话的杂志。国中无人，导正为先。让85岁的老将挂帅继续孤战到120岁，情何以堪！
胡温新政的终极目标定位在构建和谐社会。但不同政见的声音绝迹并不表示和谐社会的到来，因为"一言堂"的舆论管制也可办到。
中国近60年来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民办杂志！《炎黄春秋》在法律上由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主管、主办，而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是挂靠在文化部下的一个社团，就象30年前改革开放初期，众多私营企业挂靠在国营企业和集体企业之下一样。
经济体制改革，打被了公有制的一统天下，通过修宪，确立了私营经济的法律地位，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民营企业。
政治体制不改革，就不可能冲破党和国家对媒体的垄断。因为垄断了媒体自然就垄断了意识形态；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上有"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但现实中公民没有成立私营出版社的自由。
公民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归结为公民言论的自由。公民只有享有言论的自由，才能真正享有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因为，言论只有通过媒体的媒介、承载才能传播。
看来，要扭转和改变中国媒体生态恶化的趋势，还是要从维护公民的宪法权利入手，而不是仅靠一个老人、一本杂志的单打独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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