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马军 来源：青年周末 转自：华商网
网警凭啥说“高莺莺案”评论不实
-法官为何没看评论原文就断案
-原告网站该告谁
◎文/本报记者 马军 ◎供图/国新图库
一起涉及网上“虚假信息”的跨省案件，在2007年12月引发了网友争议。原告方更是认为法庭判了一起糊涂案。
原告网站转贴的一篇评论引用了媒体对高莺莺案的报道，提到湖北襄樊警方“抢夺尸体、强迫火化”等事。为什么这样一篇评论，被远在千里之外的厦门网警认定为“虚假信息”？
网络服务公司根据网警的公函，将该网站关闭，被告上法庭。为什么法院不做调查，直接采信厦门警方的说法？记者采访了此案的当事人和审判长，以及法学家，以求理清来龙去脉。
律师：法院断了个糊涂官司
-网警一封公函导致网站被封杀
一年多前，张元欣所在的新疆西部律师事务所网站，转载了一篇《从“高莺莺之死”谈权利的有效监督》的评论文章，文中引用了《民主与法治》杂志的报道，提到“襄樊警方在高莺莺死后抢夺尸体、强迫火化、烧毁衣物”，还提到记者2006年到当地调查时，遭到不明车辆和人员的跟踪。
由于西部律师网站的服务商——中资源网络公司位于厦门，当月，厦门市警方网监处就在网上监测到了这篇文章，当即向中资源网络公司下发一封《关于删除网上虚假信息的函》，要求网络公司立即删除该文章。
函中这样写到：“该内容为虚假信息，扰乱社会正常秩序，为防止有关信息继续蔓延造成更大的负面影响，请贵单位接此函后，立即删除该文章。”至于厦门市网警凭什么认定该文章传播了虚假信息，目前尚不得而知。
中资源网络公司在接到厦门网警的函后，当天就电话通知张元欣删除该文，但遭到张的拒绝。同日，网络公司便将该网站关闭。随后张律师提起诉讼，将网络公司告上律师事务所所在地乌鲁木齐的法庭。
-法庭上才见到公函
“为什么你当初坚持不删这篇文章？”记者问张元欣律师。
“那篇文章迄今还挂在新浪、人民网等各大网站，文中提到的一些事情，都是全国各大媒体报道过的，我们认为不是虚假信息，所以才坚持不删。”张律师说。
另外，张律师当初坚持不删文，还有一个原因。那天接到网络公司电话后，他要求网络公司给一个书面通知，但对方不给。“这样我们就无法判断真假。千里之外给我打个电话，就让我们干什么事情，这很可笑。甚至连警方的函，我们也是一直到开庭后才看到。”
“如果文章没有传播虚假信息，关闭我们的网站自然就构成侵权！我们在庭辩中的一个重要观点就是，此文不是虚假信息，法院在审理时应对此进行调查。至少，他们应该要求厦门警方做一个说明，说明为什么认定它是虚假信息。”
“但法院一直在极力回避。”张律师对此很不满。
2007年11月，新疆乌鲁木齐市中级法院作出终审判决。记者看到了判决书，对这篇涉案的评论文章究竟是否“虚假信息”，法庭的确只是引用了警方说法，未做出自己的判断。判决书原文如下：
“转载的涉案文章已被公安机关认定为虚假信息，扰乱了社会秩序，在网络公司要求其删除未果的情况下，关闭其网站的行为并无不妥。”
张律师质疑：“凭什么法院不做调查，就直接采信警方关于此文是虚假信息的说法？这不是明显不合理吗？”2007年12月中旬，该案的判决消息被转贴到网上，在一些网络社区，不少网友都发出了与张律师相同的疑问。
-律师曝法院受警方压力
败诉让张元欣律师很诧异。他说，在二审前，自己本来对这个案子有百分之百的把握。在庭审中，被告方也被他驳得无力还击。但是，法院没有当庭判决，后来判决结果终于出来后，反而是他败诉。
根据张元欣律师向记者提供的说法：法院在判决过程中，曾受到当地警方的干扰，“乌鲁木齐这边的警方通过各种渠道，对法官施加压力。”
“你有证据吗？”
“证据是没有，但我从法院那边得到了信息，当然具体渠道我不能透露。一审时，警方找过法院，然后法院副院长和庭长专门把我叫过去谈了一次话，问我有什么目的？有什么背景？
“我办了这么多年的案子，还是第一次碰到这种事。可能因为牵涉到网络信息，比较敏感。我觉得，现在一是警方对网络信息管得比较严，二是他们还不知道怎么管。所以他们自己也有些吃不透，一碰到这事，就想找个目的出来。”
法官：虚假信息是否法庭来调查
对此案的质疑，法庭方面如何解释？记者采访了乌鲁木齐市中级法院政治处廖处长，以及此案审判长高胜利法官。
-是否传播虚假信息不重要
乌鲁木齐市中级法院廖处长介绍，“这案子当时经我们审委会特地讨论过，我们判的是侵权不成立。网警专门发函，要求把有害信息删掉，这是警方发出的行政指令，被告作为网络公司，必须服从网警的管理。”
廖处长说，网警对网络信息有监管职责。那么警方肯定是出于维护稳定、维护大局、维护政治影响的考虑，才认定这文章是虚假信息，“我们法院方面也得维护公安部门的行政行为呀！”
此案审判长高胜利法官，向记者详细介绍了他们判案的始末。
这是乌鲁木齐中级法院第一次涉及网络“虚假信息”案件。据高法官自己说，涉案文章《从“高莺莺之死”谈权利的有效监督》，他至今也没具体读过。至于“高莺莺之死”这件事，他以前也从没听说过，通过这次审理才知道了一些。
“那篇文章是否传播了虚假信息，在这起案件中，并不重要，我们不会涉及，没有对它是否虚假信息做调查。”高法官说。
-网络公司关闭网站不妥
事后谈起当事人双方，高法官说：“我们觉得这个案子可以在庭下调解，但双方都太较真。”
虽然律所败诉，但法官也不认同网络公司的做法。法官们曾征求过法院技术部门的意见，“网络公司在技术上可以直接删除该文章，但他们没删除，而是直接关闭了网站。
我们在庭审时也指出了网络公司在这点上做得不够妥当，采取这种极端做法实在没必要。”
“不过，既然警方都出函了，西部律师事务所也就没必要争论是不是虚假信息。网警是网络公司的管理机关，既然网警来通知了，律所就应该体谅一下网络公司。否则，从合作的角度来说，你这样做不是让网络公司为难嘛。”
后来法官调解不成，经审委会审议，决定判侵权不成立。
-法院不好认定网警行为
至于网警发出的公函，法院如何评价其内容？高法官起初避而不谈。不过，在记者再三追问下，他表示，“也可以说我们是认可警方的这种行为吧。”
“为什么牵涉到网络信息，法院就直接采信警方的说法呢？”
高法官回答：“网络信息本来就在警方监管的范围之内，由他们断定对社会是否有害。法院不好去界定。而且，说襄樊警方抢夺尸体、强迫火化、烧毁衣物等等，肯定会对警方造成一些负面影响。当时警方在高莺莺案中到底如何作为，又不是一般的调查能查清楚的，除非是国家专门组织力量去调查。”
专家：网警公函另案审查
不调查警方公函的内容，直接采信，这符合法律程序吗？此案是否真如律师所说，是一桩糊涂案？记者采访了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诉讼法学教研室副主任汤维建教授。
-网警公函是关键证据
青年周末： 警方有权要求网站删除网文吗？
汤维建： 关键要看是什么警察，网络警察有权做出这样的行政处理。如果网警认为某些网站违规，他们就可以做出行政处分，这种处分是一种行政决定，具有法律效力，网络公司不执行，那么网络公司就违背了行政命令。
青年周末： 就是说，法院判律师败诉，并无不妥？
汤维建： 现在法院只能根据网络警察的行政决定做出判决，公文书作为关键证据，法院必然是直接采信。还是我前面说过的，网络服务公司只能按照网络警察的决定来办事，他们执行网警的函，是正确的。
不过，根据警方公函的内容来看，警方只要求删文，但网络公司却直接关闭网站，这已经超出了网警行政决定的界限，属于非法。
张元欣对这一点也有自己的疑问：“就算这篇文章传播了有害信息，网络公司也不能仅靠一个电话就关了我们网站。新浪网出现了一条有害信息，你就能关闭新浪吗？”
-可向厦门网警提起行政诉讼
汤教授认为，警方公函的确是此案的关键，是“决定性证据”。
法庭是否应该先对警方公函的内容进行调查？汤教授表示，从诉讼程序上看，警方公函是公文书——只要是真实公文书，对其内容是否真实，法院可以不审查。
如果当事人对警方做出的行政决定有争议，那就是另外一个跟行政诉讼有关的问题了。
汤教授建议说，要是当事人对网警做出的行政决定不服，认为它不符合事实，可以对厦门警方提起专门的行政诉讼，要求法院立案调查，撤销这封认定虚假信息的网警公函。
只有等行政诉讼立案后，法院才会审查那篇涉案文章究竟是否传播了虚假信息。
-网警公函留下一串疑问
“高莺莺案”于2002年3月发生在湖北襄樊，《从“高莺莺之死”谈权利的有效监督》一文引用的媒体报道，涉及襄樊警方在该案发生后的一些作为。然而，远在厦门的网警是怎样认定这些信息为虚假信息的？厦门网警对“高莺莺案”做过专门的调查吗？
记者联系厦门市公安局网监处，试图了解相关情况。但有关工作人员先是要求记者发采访介绍函，在收到采访介绍函后，又表示自己无权接受记者采访。
张元欣在此前一直没跟厦门警方联系过。他说自己早就想问问厦门警方，到底根据什么断定此文为虚假信息？是襄樊警方给厦门警方发过什么文？还是厦门警方手中有“高莺莺案”真凭实据？
显然，这些疑问，有待下一场诉讼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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