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歌(Google)在中国的问题进一步恶化。
作为一项强化国内安全的大规模行动的一部分，过去几周里中国政府给互联网通讯蒙上了一层更为浓重的迷雾，愈发加剧了谷歌及其客户业务运转的难度。
要用谷歌广告招揽海外订单的中国出口商举步维艰。由于找不到在线说明文档，北京的生物科技研究人员今夏在调试一种昂贵的显微镜时遇到了困难。跨国公司分布在各地的办公室在用Gmail通信或使用谷歌日历安排会议时也颇为艰难。
“这让人很头疼和烦躁，而且在降低生产率，”在中国生活了14年的美国能源企业高管杰弗瑞·菲利普斯(Jeffrey Phillips)说。“有的人时间都用在了想办法把某个文件发出去，而不是去完成工作。”
痛苦在扩散。由韩国公司拥有的两个热门讯息服务连我(Line)和Kakao Talk今夏突然被屏蔽，而类似的Didi、Talk Box和Vower等应用也有同样遭遇。Twitter和Facebook这样的美国重量级服务在中国长期遭到“防火长城”(Great Firewall)的封阻，政府在这个过滤系统上耗费巨资，以控制出入这个国家的互联网数据传输。
谷歌等大型科技企业在大力游说政府放松限制，但北京对跨国公司的大面积审查却越来越严厉。7月底，反垄断调查人员突击搜查了微软(Microsoft)在中国四座城市的办公室，盘问了经理，并拷贝了硬盘上的大量数据。大型电脑芯片生产商、持有众多无线技术专利的高通(Qualcomm)则面临另一项反垄断调查，两者无关联。
网络封锁范围越来越大，再加上中国城市中心的严重空气污染等问题，已经促使一些企业把雇员转移到更开放、网络更快的地区枢纽，比如新加坡。还有很多公司正在考虑这么做。
“经济繁荣的时候，公司忽略了互联网问题，”上海顾问公司中国市场研究集团的董事总经理雷小山(Shaun Rein)说。“但是现在很多公司有了疑问，在想是不是真的要待在中国。”
一家中国创业公司的首席技术官说，今年夏天谷歌云端硬盘使用起来格外困难，给员工的文件和文档共享构成阻碍。
“我们是依赖合作编辑的，”这位首席技术官说，因害怕遭到报复，他坚持要在本文中匿名。“你可以一起编辑一个Word文档或表格，一切都是同步的——这样我们管理层就可以跟踪我们正在做的产品的进度。”
正如周四在纽约进行首次公开募股的阿里巴巴已经证明的，中国早就有了许多非常成功的网络企业。但是很多高管和研究人员说，许多本土出品的互联网服务只是跨国企业产品差劲的替代品。
在北京从事考古研究的金和天说，用本土搜索引擎百度做研究很困难，它对英文和其他非中文语言的搜索很有限，也没有太多专业化的功能。“比如我知道某些外国学者在通过古树的年轮来研究气候，但是我用百度找不到他们的研究，”金和天说。“我在中国几乎就登不上Google Scholar，所以不能及时了解最新的研究发现。”
百度发言人郭怡广表示，该公司侧重于为中文网站建立索引，因为其大多数客户都使用中文。
一些国外学术网站也遭到了封锁。最近，当一名学生申请入读美国的大学时，北京大学的一名教授无法发送推荐信，因为中国封锁了那所美国大学的网站。此事由北京大学的一名物理学研究员透露，他不愿具名，因为怕遭中国当局报复。
谷歌在中国遇到的问题，已经积累了数年之久。
2010年3月，为了避免遭受网络审查，谷歌关闭了其在中国大陆的服务器，并开始把中国用户定向到其在香港的服务器，从那里获得未经过滤的搜索结果。中国政府随后开始间歇性地封锁香港服务器，特别是当用户试图搜索被禁的中文词语以及一些英语单词时，会在最长为90秒钟的时间里被阻止连接到香港谷歌网站。政府有一个很长的名单，上面罗列了各种禁止搜索的中文词语，比如国家领导人姓名等。
今年年初，谷歌开始在全球各地对用户搜索及其结果进行加密，此举的部分原因是国家安全局(National Security Agency)承包商前雇员爱德华·J·斯诺登(Edward J. Snowden)曝光了美国政府的监控行为。谷歌的这种转变——使用以“https”开头的互联网地址——增加了中国审查工作的难度，让审查者难以辨识出谁在进行他们希望防止的搜索。
但在5月29日，中国政府几乎完全封锁了谷歌网站，而不仅仅是对搜索被禁词语的行为处以90秒钟的延迟。专家最初对此举的解读是，这是为6月4日天安门事件25周年纪念日做的安保准备。但是直到如今，这次封锁在在很大程度上都未解除。
“互联网安全被提升到了一个远比从前更高的位置”，中国互联网审查问题专家、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信息学院(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School of Information)的萧强说。“超过了商业或科研等其他优先事项。”
通常在每一天里，中国政府都会在非常小的范围内允许人们进行搜索，或者获得谷歌的其他一些服务；与其他设备相比，移动设备的接通率略高一点。政府甚至会解除封锁几个小时，然后再重新封锁，这种情况大约每个月会有一次。
由于审查者让很小一部分流量能够到达谷歌的香港服务器，许多中国用户反复加载谷歌页面，希望能成功访问。这就在很多中国用户中造成了这样一种印象：问题肯定是谷歌的服务很糟糕，而不是政府封锁了谷歌的大部分活动。而中国官方媒体几乎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来消除这种印象。
“我们做过大量检查，发现我们这边不存在任何技术上的问题，”谷歌亚洲总部的一位发言人梅多斯(Taj Meadows)在新加坡极为昂贵的一间海景办公室中说。
梅多斯拒绝对封锁情况置评，他只是说，谷歌仍然侧重于在中国销售移动广告和显示广告，并为中国企业提供广告和其他有助于吸引全球消费者的服务。
中国对外国互联网服务的打压恰逢两大趋势升温之际。其一是中国对国内恐怖主义活动越来越感到担忧，尤其是今年在一些火车站发生了流血袭击之后。其二是民族主义活动不断高涨，它主要针对日本，同时也针对日本的盟友，特别是美国。
中国国家主席、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已明确表示，要维护中共的统治地位。通过亲自领衔中共领导的网络安全小组，他暗示了控制互联网的重要性。
中国的互联网用户尝试过各种绕过封锁的办法，获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
能源高管菲利普斯说，他在中国的一些朋友使用Outlook电子邮件，而不是Gmail，因为Outlook电子邮件往往不会遭到封锁。但他表示，在看到政府突袭微软办公室的媒体报道后，自己就对是否改用微软电邮账户有些犹豫了。“如果微软的电邮也被封锁了呢？你总不能一直换下去。”
失望的用户常常求助于“虚拟专用网络”，即VPN服务，以逃避中国的互联网过滤器。但是，当局也对这些服务展开了有组织的攻击，越来越频繁地中断它们的服务。此外，很多普通人买不起或者找不到VPN服务。
与此同时，谷歌业务的市场份额在继续缩小。今年第二季度，随着封锁开始收紧，谷歌在中国搜索引擎市场的份额下跌至10.9%——2009年时为三分之一，当时它在中国大陆还设有服务器。
谷歌面临的问题远远超出了搜索服务。中国用户也只能部分访问谷歌的应用商店Google Play。
因此一些在中国境内运行的应用商店发展了起来，分析师说，它们有时会销售盗版软件，或是向新应用收取额外的推广费。企业往往不得不为中国市场创建特别版本的应用，它们与谷歌应用商店的全球版本略有不同。
“由于谷歌应用商店（在中国的）市场份额很低，在Google Play向全球发行应用的公司，即使已经拥有了本地化的中国版本，只要不在中国的Android商店中发行应用，也无法在中国用户中占据合理的份额，”App Annie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伯特兰·施密特(Bertrand Schmitt)说；该公司对全球应用发行状况进行追踪。
谷歌的服务器上还托管了一些公开的脚本库和字体库，但中国现在封锁了它们。该初创公司的首席技术官说，他的公司只好创建了自己的库，放在自己的服务器上，白白浪费了成本高昂的计算能力和空间。
“我们在办公室里架设了自己的封闭式主机，用来放一些东西，”他说。“这不符合云趋势；状况好像回到了21世纪的头几年。”
Choe Sang-Hun自韩国首尔，Austin Ramzy自台湾台北对本文有报道贡献。Shaojie Huang自北京对本文有研究贡献。
原地址：http://cn.nytimes.com/business/20140923/c23google/
作为一项强化国内安全的大规模行动的一部分，过去几周里中国政府给互联网通讯蒙上了一层更为浓重的迷雾，愈发加剧了谷歌及其客户业务运转的难度。
要用谷歌广告招揽海外订单的中国出口商举步维艰。由于找不到在线说明文档，北京的生物科技研究人员今夏在调试一种昂贵的显微镜时遇到了困难。跨国公司分布在各地的办公室在用Gmail通信或使用谷歌日历安排会议时也颇为艰难。
“这让人很头疼和烦躁，而且在降低生产率，”在中国生活了14年的美国能源企业高管杰弗瑞·菲利普斯(Jeffrey Phillips)说。“有的人时间都用在了想办法把某个文件发出去，而不是去完成工作。”
痛苦在扩散。由韩国公司拥有的两个热门讯息服务连我(Line)和Kakao Talk今夏突然被屏蔽，而类似的Didi、Talk Box和Vower等应用也有同样遭遇。Twitter和Facebook这样的美国重量级服务在中国长期遭到“防火长城”(Great Firewall)的封阻，政府在这个过滤系统上耗费巨资，以控制出入这个国家的互联网数据传输。
谷歌等大型科技企业在大力游说政府放松限制，但北京对跨国公司的大面积审查却越来越严厉。7月底，反垄断调查人员突击搜查了微软(Microsoft)在中国四座城市的办公室，盘问了经理，并拷贝了硬盘上的大量数据。大型电脑芯片生产商、持有众多无线技术专利的高通(Qualcomm)则面临另一项反垄断调查，两者无关联。
网络封锁范围越来越大，再加上中国城市中心的严重空气污染等问题，已经促使一些企业把雇员转移到更开放、网络更快的地区枢纽，比如新加坡。还有很多公司正在考虑这么做。
“经济繁荣的时候，公司忽略了互联网问题，”上海顾问公司中国市场研究集团的董事总经理雷小山(Shaun Rein)说。“但是现在很多公司有了疑问，在想是不是真的要待在中国。”
一家中国创业公司的首席技术官说，今年夏天谷歌云端硬盘使用起来格外困难，给员工的文件和文档共享构成阻碍。
“我们是依赖合作编辑的，”这位首席技术官说，因害怕遭到报复，他坚持要在本文中匿名。“你可以一起编辑一个Word文档或表格，一切都是同步的——这样我们管理层就可以跟踪我们正在做的产品的进度。”
正如周四在纽约进行首次公开募股的阿里巴巴已经证明的，中国早就有了许多非常成功的网络企业。但是很多高管和研究人员说，许多本土出品的互联网服务只是跨国企业产品差劲的替代品。
在北京从事考古研究的金和天说，用本土搜索引擎百度做研究很困难，它对英文和其他非中文语言的搜索很有限，也没有太多专业化的功能。“比如我知道某些外国学者在通过古树的年轮来研究气候，但是我用百度找不到他们的研究，”金和天说。“我在中国几乎就登不上Google Scholar，所以不能及时了解最新的研究发现。”
百度发言人郭怡广表示，该公司侧重于为中文网站建立索引，因为其大多数客户都使用中文。
一些国外学术网站也遭到了封锁。最近，当一名学生申请入读美国的大学时，北京大学的一名教授无法发送推荐信，因为中国封锁了那所美国大学的网站。此事由北京大学的一名物理学研究员透露，他不愿具名，因为怕遭中国当局报复。
谷歌在中国遇到的问题，已经积累了数年之久。
2010年3月，为了避免遭受网络审查，谷歌关闭了其在中国大陆的服务器，并开始把中国用户定向到其在香港的服务器，从那里获得未经过滤的搜索结果。中国政府随后开始间歇性地封锁香港服务器，特别是当用户试图搜索被禁的中文词语以及一些英语单词时，会在最长为90秒钟的时间里被阻止连接到香港谷歌网站。政府有一个很长的名单，上面罗列了各种禁止搜索的中文词语，比如国家领导人姓名等。
今年年初，谷歌开始在全球各地对用户搜索及其结果进行加密，此举的部分原因是国家安全局(National Security Agency)承包商前雇员爱德华·J·斯诺登(Edward J. Snowden)曝光了美国政府的监控行为。谷歌的这种转变——使用以“https”开头的互联网地址——增加了中国审查工作的难度，让审查者难以辨识出谁在进行他们希望防止的搜索。
但在5月29日，中国政府几乎完全封锁了谷歌网站，而不仅仅是对搜索被禁词语的行为处以90秒钟的延迟。专家最初对此举的解读是，这是为6月4日天安门事件25周年纪念日做的安保准备。但是直到如今，这次封锁在在很大程度上都未解除。
“互联网安全被提升到了一个远比从前更高的位置”，中国互联网审查问题专家、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信息学院(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School of Information)的萧强说。“超过了商业或科研等其他优先事项。”
通常在每一天里，中国政府都会在非常小的范围内允许人们进行搜索，或者获得谷歌的其他一些服务；与其他设备相比，移动设备的接通率略高一点。政府甚至会解除封锁几个小时，然后再重新封锁，这种情况大约每个月会有一次。
由于审查者让很小一部分流量能够到达谷歌的香港服务器，许多中国用户反复加载谷歌页面，希望能成功访问。这就在很多中国用户中造成了这样一种印象：问题肯定是谷歌的服务很糟糕，而不是政府封锁了谷歌的大部分活动。而中国官方媒体几乎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来消除这种印象。
“我们做过大量检查，发现我们这边不存在任何技术上的问题，”谷歌亚洲总部的一位发言人梅多斯(Taj Meadows)在新加坡极为昂贵的一间海景办公室中说。
梅多斯拒绝对封锁情况置评，他只是说，谷歌仍然侧重于在中国销售移动广告和显示广告，并为中国企业提供广告和其他有助于吸引全球消费者的服务。
中国对外国互联网服务的打压恰逢两大趋势升温之际。其一是中国对国内恐怖主义活动越来越感到担忧，尤其是今年在一些火车站发生了流血袭击之后。其二是民族主义活动不断高涨，它主要针对日本，同时也针对日本的盟友，特别是美国。
中国国家主席、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已明确表示，要维护中共的统治地位。通过亲自领衔中共领导的网络安全小组，他暗示了控制互联网的重要性。
中国的互联网用户尝试过各种绕过封锁的办法，获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
能源高管菲利普斯说，他在中国的一些朋友使用Outlook电子邮件，而不是Gmail，因为Outlook电子邮件往往不会遭到封锁。但他表示，在看到政府突袭微软办公室的媒体报道后，自己就对是否改用微软电邮账户有些犹豫了。“如果微软的电邮也被封锁了呢？你总不能一直换下去。”
失望的用户常常求助于“虚拟专用网络”，即VPN服务，以逃避中国的互联网过滤器。但是，当局也对这些服务展开了有组织的攻击，越来越频繁地中断它们的服务。此外，很多普通人买不起或者找不到VPN服务。
与此同时，谷歌业务的市场份额在继续缩小。今年第二季度，随着封锁开始收紧，谷歌在中国搜索引擎市场的份额下跌至10.9%——2009年时为三分之一，当时它在中国大陆还设有服务器。
谷歌面临的问题远远超出了搜索服务。中国用户也只能部分访问谷歌的应用商店Google Play。
因此一些在中国境内运行的应用商店发展了起来，分析师说，它们有时会销售盗版软件，或是向新应用收取额外的推广费。企业往往不得不为中国市场创建特别版本的应用，它们与谷歌应用商店的全球版本略有不同。
“由于谷歌应用商店（在中国的）市场份额很低，在Google Play向全球发行应用的公司，即使已经拥有了本地化的中国版本，只要不在中国的Android商店中发行应用，也无法在中国用户中占据合理的份额，”App Annie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伯特兰·施密特(Bertrand Schmitt)说；该公司对全球应用发行状况进行追踪。
谷歌的服务器上还托管了一些公开的脚本库和字体库，但中国现在封锁了它们。该初创公司的首席技术官说，他的公司只好创建了自己的库，放在自己的服务器上，白白浪费了成本高昂的计算能力和空间。
“我们在办公室里架设了自己的封闭式主机，用来放一些东西，”他说。“这不符合云趋势；状况好像回到了21世纪的头几年。”
Choe Sang-Hun自韩国首尔，Austin Ramzy自台湾台北对本文有报道贡献。Shaojie Huang自北京对本文有研究贡献。
原地址：http://cn.nytimes.com/business/20140923/c23goog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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