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博社被指自我审查其中国报道

一天傍晚，挤在香港某会议室的四名记者接到了一个电话决定。电话来自12个时区之外的纽约，打电话的是他们的老板、彭博新闻社(Bloomberg News)的资深主编温以乐(Matthew Winkler)。他的话让这些记者感到沮丧。

耗费了他们大半年时光的调查性报道不会被刊登，该报道细述了中国顶级富豪之一和本国一些最高领导人的家族之间隐秘的财富关系。

据了解相关讨论的一些彭博员工透露，在上月末的通话中，温以乐为自己的决定辩护，把该决定比作外国新闻机构在纳粹德国治下通过自我审查维系报道能力的做法。

前述员工之一说，“他说，‘如果我们登出这则报道，我们会被赶出中国。’”员工们说，不到一周之后，关于中国高官子女受雇于外国银行的一篇报道也遭封杀。

温以乐在周五的一封电子邮件中表示，前述文章并没有遭到封杀。他说，“你的消息不实。这些报道还在，没有被弃置不用。”

文章高级编辑劳丽·海斯(Laurie Hays)的说法与他相同。

温以乐和彭博的其他几名高管拒绝讨论他和香港记者及编辑的电话会议。

几名驻香港的彭博员工说，温以乐在电话中明确表示，他的首要关切是保证继续有记者在中国工作，而不是保护公司的收益。即便如此，他们说，温以乐还是给电话听众留下了清楚的印象，那就是公司对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报道范围在收缩。一年多一点以前，彭博和自信的中国领导层进行了角力，后者已经表明，自己不惮于对越界的外国新闻机构施以惩罚。

2012年，彭博新闻社刊登了一系列文章，内容和一些中国领导人家族的私人财富有关，其中包括中国共产党新任总书记习近平的家族，此举令中国政府大怒。此后，彭博新记者的居留申请遭到拒绝，它对国有企业的金融终端产品销售也有所放缓，这么一来，彭博在中国的业务损失惨重。中国官员已一再表示，对中国领导人财产及个人生活的新闻报道属于越线行为。

一些彭博员工觉得公司目前的立场是不愿意越线，他们为此深感不安。更广泛地说，彭博的立场提供了新的佐证，说明了无数外国新闻机构在中国的两难困境，因为他们面临压力，既要进行报道，又要维持业务。

彭博在2012年6月刊登关于习近平家族的文章之后，中国官员下令封杀了彭博新闻社的网站。目前，中国大陆的服务器依然不能登录该网站。试图以新的常驻身份进入中国的彭博记者都没能拿到居留签证。

彭博的财经新闻终端订制服务年费超过2万美元（约合12.18万元人民币），是彭博主要的创收利器。中国官员勒令一些中国公司不得购买彭博的订制服务，之后的一段时间里，这项业务在中国出现了放缓，这是对彭博总公司的经济效益最大的打击。尽管如此，今年7月，彭博依然获得了中国国务院颁发的更新执照，得以在未来两年内继续报道财经新闻。

其他一些新闻机构也经受着同样的压力。2012年10月，《纽约时报》的网站刊登了一篇和时任总理温家宝的家族财富有关的文章，此后即遭屏蔽，被封的还有《纽约时报》新创的中文网。跟彭博一样，《纽约时报》的新记者也没能拿到驻华记者签证。

近些年，作为一追求速度的金融新闻服务机构，为了拓宽业务基础，彭博的一些编辑鼓励记者进行野心勃勃的调查性报道。有时，这种咄咄逼人的报道方针引发了道德问题，比如今年5月，彭博被迫承认，为了在报道中获得优势，他们的记者窃取了终端客户的登录数据。

不过，调查性报道也带来了一流的奖项，最引人注目的是2012年对中国领导人家族财富的系列报道。该系列报道的主要作者包括傅才德(Michael Forsythe)和夏雷(Shai Oster)，他们还是近日关于某大亨的前述报道的主要记者。

彭博的编辑自始至终都意识到，在中国行事需要小心谨慎。两名员工说，彭博已经创建了一个机制，允许编辑给一些文章添加正式出版前的内部编码，确保这些文章不出现在位于中国的彭博终端。这种机制已被常规性地用于涉及中国政治的文章，包括关于习近平家族的那篇文章。

彭博社内部围绕最近这两篇和中国有关的文章的争论发生之时，正值该通讯社两位高管预定的访华之旅即将成行。彭博社的员工称，母公司彭博资讯公司(Bloomberg L.P.)首席执行官丹尼尔·L·多克托罗夫(Daniel L. Doctoroff)预计会在接下来的几周前往中国。而腰缠万贯的公司创始人迈克尔·R·布隆伯格(Michael R. Bloomberg)也曾在今年秋天告诉《福布斯》(Forbes)，自己计划在明年1月卸任纽约市长之后不久前往中国，“代表公司做一些演讲”。

最近几天，前述关于中国的调查性报道前途未卜的消息慢慢传出，彭博社由此饱受指责。周五晚上，香港影响力强大的媒体公司壹传媒(Next Media)旗下的动画部门发布了一段在线卡通视频，讽刺彭博社的自我审查。壹传媒对中共持批评态度。

向《纽约时报》介绍自10月以来的混乱状况的是彭博社的四名员工。因为害怕失去工作，他们要求匿名。

看过那篇文章的彭博社员工称，傅才德和夏雷最近的那篇文章关注的是中国一个富甲一方的企业家，该企业家和中共中央政治局一些前任和现任常委的亲属存在金钱联系。政治局是中国权力最大的政治机构。

前述员工称，直到10月末，没有哪个编辑对这篇有关大亨报道表示过严重反对，尽管那时文章已经历了广泛的编辑和事实核查。最后的编辑阶段始于9月。一些员工称，位于纽约的两名高级编辑海斯和乔纳森·考夫曼(Jonathan Kaufman)对文章进行了编校，对其充满热情。公司的一名律师也一样。这名律师曾在10月初审阅该文章，只是建议做一些措辞方面的小改动。

温以乐也看过这篇文章，并提出了一些小建议。

这些员工称，考夫曼曾于10月飞抵香港，未对文章提出严重反对。从10月中旬起，驻港记者和编辑没有听到什么来自纽约的消息。这些员工说，后来，海斯和考夫曼告诉驻香港的记者，那篇文章不会被发表。第二天，文章的主要记者傅才德和夏雷参加了纽约方面举行的一次电话会议。员工们称，纽约的编辑称文章缺乏“确凿的证据”，还说全世界的亿万富翁都和政府关系密切，而且除了彭博社已在2012年的系列文章中报道过的内容外，文章并没有提供足够多的新信息。

“他们坚称毙掉那篇文章是出于编辑方面的原因，不是政治原因，”一名员工补充说。被问到是谁决定不发表这篇文章时，海斯说是她自己，还有其他四名编辑，其中包括蒂姆·坎松(Tim Quinson)。对5月那起报道丑闻进行内部审查后，彭博社于9月任命坎松为新一任质控编辑。海斯称，首席执行官多克托罗夫没有看过文章。

之后，在10月29日晚上举行的最终电话会议上，主编温以乐与香港的四名记者和编辑进行了谈话。

员工称，他给出的最重要理由是，彭博社可能会被赶出中国。

“他是从新闻而非销售的角度这么说的，”一名员工说。温以乐还说，自己读了大量有关外国记者在第三帝国(Third Reich)治下工作的材料，希望能制定出一项策略，可以尽量延长彭博社留在中国的时间。“他说自己正在研究相关例子，关于新闻机构如何在纳粹德国工作，如何得以留在那里，如何在那种环境中写作，”这名员工说。

传达给驻港记者和编辑的讯号很清楚：文章暂时不可能发表。

一周之内，另一名驻港记者凯茜·陈（音译）(Cathy Chan)的一篇文章也碰到了类似的问题。员工们表示，在与纽约方面进行了一次电话会议后，这篇文章被叫停了。文章概述了中国领导人的子女，即“太子党”，是怎么在外国银行得到工作岗位的。这种雇佣行为已经受到了审查：8月，美国多家报纸报道称，证券交易委员会(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正在调查摩根大通(JPMorgan Chase)，意在查明该银行雇佣中国高官子女是否是为了在中国赢得业务。

一名员工称，凯茜·陈被要求去找更多书面证据，减少对消息人士的依赖，但对这种报道而言，这个要求很难达到。这名员工说，“一些高层正在大幅度提高报道的门槛。”

黄安伟(Edward Wong)是《纽约时报》驻京记者。

Christine Haughney自纽约、《纽约时报》驻香港和北京记者对文本有报道贡献。

http://cn.nytimes.com/china/20131111/c11bloombe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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