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黄书琪撰述】在科技发达的年代，印刷、电子媒体必须因应网络上的新兴媒体模式求变求生。中国民间与媒体因政府大量拦阻、审查网络讯息，而将发布模式化整为零，让当权者找不出源头。但就在中国媒体仍处在政治高压环境的同时，港、台媒体要处理的却是建立社群经济与国家的“善意”收编。
10月2日及3日，中、港、台、马四地中文媒体在《当今大马》的邀请下，齐聚马来西亚，讨论“新媒体对民主、社运及新闻业的影响及冲击”，虽然同为使用中文的语群，但每一地所面对的问题不同，发展出来的传播模式也大有差异。
因此，中国并不存在如马来西亚或其他地区出现的网络媒体，即不依赖传统媒介如平面印刷、电视广播传播讯息，仅仅仰赖网站报道新闻的异议媒体。中国的网络媒体实际上仍然是传统媒体的网络版，但是，在政府严格管控媒体的情况下，中国依然发展出特有“新媒体”传播模式。
不过，北风依然为中国新媒体找出三个特征，即相对独立性，具备一定的对抗审查之能力；附着于其他平台；大量传统媒体从业人员活跃在类推特（quasi-Twitter）平台。
推特作为中国境外研发的社交网站，为中国国内复制开发，出现其他各种各样的类推特平台，中国的新媒体就透过推特与境外社交网络服务（Social Networking Services）平台散播讯息。
这些社交媒体、微部落格大多依附于大型入口网站，如新浪、腾讯。根据北风的说法，由于“转发机制简单，在政府命令下达之前，即可以达到传播可能”，加之这些商业入口网站体系庞大，已经到达可在商业利益、政治管制之间，与政府讨价还价的地步。
微博“直播”抗争
主讲人甚至在研讨会现场举出一个透过类推特服务散播讯息的抗议拆迁行动，在经济高速发展下，地方政府肆意征地迫迁居民的例子屡见不鲜，中国继出现所谓“钉子户”的新词汇之后，也有网民戏谑的把中国的英文音译改为“拆哪”（China）。
今年9月10日，江西省抚州市宜黄县钟家面对政府强拆行动，有三人在家自焚抗议，现场虽有一、二百政府人员，但无人抢救。
直至此时，传统地方媒体即便已经获悉消息，却因为管制而完全消音，最后，钟如九于9月17日方在记者协助下发出第一则微博讯息，并且自此开始无时无刻都利用手机散播最新消息，如隔日县政府到医院欲与锺家抢夺伤势过重不幸身亡的大伯尸体的现场实况。
之后，钟家姐妹欲上访更高层级之单位，却在途中遭县政府截访，带上巴士离开，钟如九在巴士上拍窗大哭的照片为传统媒体从业人员使用手机摄下，虽然传统平面、电子媒体无一使用该画面照片，但是这张照片却在网络上高速传播，瞬间成为钟家事件最为震撼、代表性的照片之一。
最后，一开始无法使用该照片的传统媒体，却因钟家事件成为网上热点，即使传统媒体体因受管制而无法披露真相，但却在网络媒体（微博）放大的情况下，让真相材料回到传统媒体播放。
中国媒体应勇敢拓展空间
除此以外，一些当红部落客如上海的韩寒、《壹报》的翟名磊、《公民社会与NGO发展周刊》的冉云飞，在个人即是媒体的情况下，单是韩寒个人网站总浏览量即超过四亿，文章只需上载短短几分钟，即可取得影响力。
如上海警察钓鱼执法，为了捉拿非法营业的计程车司机，伪装病人拦截车辆，上车不久后却亮出底牌，让好心人成冤大头，案主不过是在网络论坛披露此事，但经韩寒在部落格转载，马上广为流传。
但是，一些专业性的调查报道，却未必可以由网民来独力完成，来自中国的与会者就指出，安元鼎私人保安公司聘人伪装特警，拦截上访民众并关在黑狱里，以此向地方政府索取酬劳的作法，若不是各家传统媒体记者长期调查深入报道，一般人恐难了解内情。
但经《财经》杂志报道之后的安元鼎事件，若不是因为安元鼎公司保安找上杂志社要求副主编罗昌平交出记者，事情亦不会闹大，由于媒体从业人员人身安全直接受到威胁，原本没有滚大的雪球在群情激愤之下在网络上愈滚愈大，致使中央政府不得不关注安元鼎事件。
因此，主讲人直接指出“中国当下的媒体其实可以更勇敢，可以让媒体舆论环境更扩展。”
香 港大学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中国传媒研究计划主任钱钢则形容，这是一场公民、媒体与政府的博奕。他在参与这场由《当今大马》中文版与港大新闻与传媒研究中 心主办的研讨会时，为中国传媒下了四个注脚，即“中国传媒受到控制、中国传媒正在变化、中国传媒变化受到控制、对中国传媒的控制也在变化。”
独力媒体如何生存？
相对于中国媒体的高压环境，回归中国超过13年的香港地区、台海另一端的台湾，却处在不同阶段、面对不同的问题。
以小额捐款形式生存的《香港独立媒体》因为大部分银行拒绝提供简单自动转帐系统及Paypal停止为非慈善团设定筹款功能，而必须另辟社群经济系统。
叶荫聪指出，香港在政治上、社会上活跃的公民依然不多，危机感并没有让社会动员起来。所以，作为一个独立媒体，他建议思考如何经营社群经济，“假设我们不是一个市场化机构，我们必须建立自己的经济体系，即社群经济。”
失去自由的自由年代
搭机一小时航程外的台湾，呈现出来的面貌又与香港不同，台湾《苦劳网》代表孙穷理（左下图）说道：“在没有自由的年代，可以到处冲撞，充满自由，但到了自由的年代，却失去了自由。”
从2007年至2010年，《苦劳网》的捐款在两年半都呈稳定成长，但在苦劳网发表宣誓声明，并每月固定公布帐目之后，定额捐款以更高的比例增长，至今至少可以维护办公室支出、主机维护，一名全职行政人员及一名全职编采人员薪资。
但在整个媒体市场相对开放、不受国家权力操控的情况下，台湾媒体与独立媒体面对的却是没有自由的地区难以想象的问题。
“ 台湾媒体市场化是假的，如果这是市场化，那他的消费者不是阅听众，而是买新闻、提供广告的人，所以他没有办法把生产的内容在市场上竞争。”政府、大企业主 置入性行销在政府权力压制撤出媒体领域后，填补空缺，所以，孙穷理认为，台湾媒体依然维持解严前一样的状况，“还是侍从报业”。
孙穷理在会上指出，台湾媒体市场现况是“就连电视台都没有人赚钱”，结果，就有人提出像保护文化资产一样，保护独立媒体的模式。
但是，国家补助独立媒体却可能导致原有小额、定额捐款者的撤资，等到独力媒体必须仰赖国家补助时，一旦国家撤出补助，就足以让独立媒体覆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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