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谢晖 转自：http://ahao173429.blog.sohu.com/144044018.html
一元复始，回望神州，一方面是经济指标的高歌猛进，另方面是意识形态的发条猛拧。其中特别可关注的，一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张博树研究员，因为人们心知肚明的原因被勒令调离；二是中国政法大学的萧瀚博士，因为人们同样心知肚明的原因，被“莫名其妙”地剥夺授课权。再回溯去岁，学者贺卫方的那场调动风波——一个强悍的政权，居然干预一位除了会思想，还是会思想的学者的调动，实在是天下奇闻、匪夷所思！一剪梅曾建议去年的宪法十大事例，把此事能够列入。虽未获响应，但一剪梅态度依然。
种种迹象表明，因为公民创造的伟大经济业绩，当局志得意满，并想借此既张扬居功，又打压异己，凡不同政见者，在我堂堂华夏敢于吱声，都在当局严密制约、甚至打压的范围。公民的言论自由、表达自由，越来越受到严密控制。一时间，借扫黄名义，要求境内所有网站都实名注册，如此，则天下敢言之士，皆入其彀中矣。
年前和卫方等聚会，谈及当局控制手法的变化，满有意思。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京内敢言之士，常被勒令调出京城，如郭罗基之调入南京、袁宏兵之调入贵州等。而今一位独立的思想者，因为在京内蛰居多年，想换个环境，调剂调剂，也不允许。似乎把一纸档案留在京内，更好控制他、摆布他、“教育”他，让思想的种子不要吹落乡下、京外，以免再来一次农村包围城市、地方包围中央。
更值注意的是，当年倘有这类问题，一个单位还要明确宣布调出或被做其他“处分”的真实理由，还会发出不同的声音予以对质、抗辩，如今，在程序上连这样的理由也不太讲究了。至于对质、抗辩之类，更是鲜有听闻。从浙江大学的侏儒之举，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搪塞之词，再到中国法科第一大学——中国政法大学的沉默应对，表明在这个经济越来越开放的国度，官家豢养的学府却越来越会听命于人，越来越会帮闲帮凶。
但不无乖张的是：恰恰是同一个当局，却对外对内，大力声言建设法治。稍知法治常识的人都知道，法治要求权力必须谦抑，一剪梅把“谦抑”一词稍微分解一下：谦，就是要求权力者必须自律；抑，则指权力者必须他律。法治是通过刚性的硬约束机制，规范权力的基本手法，也是近代文明世界规制权力滥用，促进社会和谐的基本准则。但鼓吹法治，并俨然把它要重塑为另一种意识形态的当局，在处理涉及一个公民具体权利的问题时，却如此草率、如此蛮横、如此败坏程序，如此操纵实体！
可怜我们的当事人，根本就不知道这档子事究竟是谁指使、谁主导的！谁都知道，浙大赔了夫人又折兵，未必是浙大愿意干的，否则浙大就不会事先费尽心力、大张旗鼓，引进贺卫方了；谁也明白，社科院当年劝刘军宁、如今令张博树等调离，未必是社科院所乐意的，因为一个学术单位，总要有几位特立独行的思想者，否则，那和农家的养猪场有什么区别？当然，谁也清楚，停止萧瀚的讲课权，未必是中国政法大学所乐意的，因为中国第一法科学府的桂冠，决定了依法处事，是它的天职。更何况萧瀚本人的介绍已经证实，法大没有人肯出面给他一个说法：“到现在我也不知道到底是什么原因，什么程序，什么理由以及什么人作出这个停课决定”。倘若是法大自己的决定，出面说明一下，有什么困难的？
当事人闷在葫芦里的感觉，凸显了这个国家虽有法律，但根本不存在法治的事实。当事人只能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优秀人才在此等折磨下，要么沉沦、沉默，要么远走他乡。钱学森生前对吾国人才培养的不成功表达了振聋发聩的意见，然而，在一剪梅看来，这一切，并不在教育本身，而是遏制人性、钳制自由、反对意见表达的制度的逻辑必然。也是前些天聚会时，老贺表达了吾族“劣等民族”的意见，尽管一剪梅一千个不同意，但在一个一言堂统治的地方，要开发国民的聪慧才智，使其成为“优等民族”，何其难也！何其难也！
开放人民言路、尊重意见表达，在传说时代的诽谤木那里就已经开始了，如今，天安门广场上，虽有从诽谤木演变而来的金碧辉煌的华表，但国民却因为意见表达，每每身陷无奈、频遭囹圄，哦哦，这历史是否如当局所竭力宣扬的一般，真的进步了？还确实得打个问号。但不论如何，有两点是可以确信无疑的：
一个信誓旦旦、决心引导中国迈向法治的当局，决不会把权力的着力点用在如何对付公民说话，说什么话上。一个设身处地、借用权力来打压异己、遏制意见自由的当局，所图的决不是什么法治，而只能是赤裸裸的“权治”——我为什么要打压你？因为我有权！
（感谢谢志浩先生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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