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十年砍柴 来源：http://www.bullogger.com/blogs/kanchai/archives/346898.aspx
（11月1日在奥一网举办的“潮涌珠江—广东网民论坛”的发言）
各位朋友：
很高兴再一次来到广州。
大家应该还记得不久前发生的、被网友们称为“史上最牛团长夫人事件。”新疆建设兵团某副团长夫人触摸壁画在前，扇讲解员耳光在后。冲突中这些人说出一句惊天动地的话：“我们是有身份的”。大家知道这里所说的有身份，不是说你兜里揣着身份证就算有身份，而是在显示自己的身份高于一般小老百姓。
我们设想一下，在没有网络的时代，这件事可能被看成芝麻大的小事，不可能被全国人所知，最牛的夫人多半不会被处理。经济欠发达的新疆如此，那么在经济发达的上海，如果没有网络，钓鱼执法恐怕会继续作恶下去。
今天的中国，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有人甚至把网络说成“第二纪检委”，我曾写过一篇文章叫：《网络载不动许多愁》。可以说，因为网络这种先进的信息技术进步，普通人的权利保障状况有了一些改善。
其实，我们纵观整个人类历史，信息技术的发展，信息传播和获取走向平等，必然促进人与人之间的权利平等。英国法律史大师梅因说过，人类社会的进步，是一个从 “身份到契约”的过程，中国的历史也是如此。长期中国处在礼法社会，礼的核心是把社会成员分成等级，在家族内以男女长幼为标准，在全社会以贵贱尊卑为标准。最牛的团长夫人无意识就流露出这种社会分层：因为我是贵妇人，和人产生纠纷，警察不能像对普通百姓那样。这显然和现代文明社会的规则格格不入。但人与人之间的权利平等不是短时间能达到的，需要制度建设，而制度建设中，信息技术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力。
在没有纸张之前，人只能在竹简上书写，学习知识获得信息是一件奢侈的事情，所以春秋战国时代的贵族家庭，可以通过垄断信息来保持特权。秦始皇一天能看几十斤的竹简，信息量恐怕不如现在网上一张帖子，但在当时，作为皇帝的他掌握的信息是最丰富和快捷的。同理，和司马迁同时代的人，才智和他差不多的人恐怕大有人在，但只有司马迁写出《史记》，除了他勤奋之外，一个别人不可能有的条件是：他们家世代作掌管皇家图书馆的太史令，信息获得的条件比几乎所有的读书人都要优越。
到了纸张出现后，信息传播和获得上更趋向平等，活字印刷术出现后，又是一种进步。因此我们看到隋唐有了科举制，但到了宋代后，贫寒子弟考中进士，做官的概率增加了，比如像范仲淹这样父亲早亡的穷孩子，在庙里自己看书能长知识、应科举，如果没有信息技术的进步，范仲淹连书都借不到，必须支付重金去拜师，就如汉代的郑玄拜马融为师一样。但在网络时代到来之前，人与人因家境、地域不同而产生的信息不平等还是较大，我们都读过明代宋濂《送东阳马生序》，里面叙说平民子弟借书，是多么的不容易。
网络时代到来后，不同地域、不同阶层获取信息更加趋向平等，地理的差距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如果你在南极可以上网，那么你对外部世界的了解，远远强于北京胡同里的老大妈。由此，网络时代出现了许多草根奇迹。被称为“草根经济学者”的周克成，现在一家著名的门户网站任财经频道编辑。他在云南一个偏僻的乡村长大，中学没念完就来广州打工。是网络改变了他的命运。设想一下，没有网络，一个广州的打工者再有才华、再有思想，几乎不可能和北京、上海等地的学者产生接触，那么再爱才的大家也无法提携这样的草根，更别说网络时代以前，各种山头林立的学术圈子，一般人很难挤进去。这个一百年内，中国有两次信息革命和文化解放，第一次是新文化运动，中国有了现代的报刊业和教育制度，这次信息革命出现了沈从文这样的奇迹。在此之前，一个湘西青年，想混进北京的文化圈，一般的路径是通过一级级科举考试，而因为有现代的报刊业，有了相当的市民阶层，这个只念过小学的乡巴佬，能跑到北京找到郁达夫帮助他，进而成为大文豪。而在网络时代，即这个百年第二次信息革命，周克成显然比90年前的沈从文更为幸运。
因为网络时代带来信息获得上趋向平等，人人都有摄像头，人人都有麦克风，那么人们对权利平等的追求和推动，如孙中山先生所说的那样：“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我在湖南出生、长大，已在黄河以北生活了整整20年，但我觉得自己一直在思想上和广东这块土地紧密相连，完全拜网络之所赐。这里不但有南方日报、南方都市报、广州日报、南方周末、羊城晚报、南风窗、新周刊等有着全国影响的传统媒体，这里也是中国网络等新媒体的福地，有网易、腾讯、奥一网等网络公司。许多人看广东，看到的是这里经济发达，工厂林立，这固然不错，但结成这样硕果的重要原因是这里的信息流通比别处更为平等、迅捷。在晚清时期，大家评价广东是“得风气之先”，实际上就是比别的地方更能迅速全面准确了解国外信息的另一种说法，所以这块土地上才会出现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胡汉民等人。同样，在网络时代，广东这块土地依然“得风气之先”，那么在信息平等的推动下，这个地方对私权的保障、对公权的制约，也自然走在全国前列。我第一次来广州东时，是参加团中央组织的宣传报道，采访珠江三角洲许多工厂的外省打工者，写了篇报道：《他们，搭建起现代化的脚手架》；第二次来广东，是参与报道广州“一年一小变，三年一中变，五年一大变”，这两次的报道都发表在我曾供职的中央某党报上，可是除了获得有关部委评奖的虚荣外，在广东有几个人看过这几篇文章？更别说产生什么社会影响了；后来又陆续应邀来了几次广东，都以 “网友”的身份。这五年来，我给广东的媒体以及网络写了许多小文章，也产生了一点社会影响。对广东、对网络，我始终怀着感恩之心。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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