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一段相对宽松的控制之 后，今年负责审查新闻和文化的机构来势更加凶猛。这有下面几个原因：2009年有一些“敏感”周年纪念日，其中包括1919年“五四”学生运动，1959 年西藏暴乱和1989年天安门事件。尽管今年西藏一直以来相对平静，但是7月发生在新疆乌鲁木齐的骚乱加剧了北京紧张的气氛。西方媒体对于推特（twitter.com）给伊朗带来民主的炒作刺激了中国政府对于互联网紧张的神经。另外的原因就是金融危机，它可能引起大规模的骚乱。
尽管当局对持不同政见者和质疑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人进行了严厉打压，但在中国互联网上出现的反体制言论更甚于以往任何时候。在中国，通过网 络发泄对地方政府的不满已经成为一种新的但却牢不可破的文化习俗。今年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邓玉姣案，网络上的群体行动使得人们普遍相信她是在被人企图强奸 时采取了自卫行动，因而对其免于谋杀指控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这样的网络群体行动案例使得政府对网络的影响力更加警惕。
中华人民共和国60周年大庆（我写这篇文章时，正在举行庆祝活动）是政府官员无法入睡的另外一个因素。在中国对于监管信息的人来讲，没人愿意在发生差错时被人冠以“手软”的帽子。
但是这些都不能解释为什么Danwei.org被封。我甚至不知道网站的被封是某人的个人意志抑或是过滤软件“认为”我们有太多敏感词的结果。也没有热线可以供我们询问——“同志，为什么封我的网站？”
Danwei.org 的遭遇并非绝无仅有：YouTube、Facebook、Twitter和数以百计的国外网站目前在中国都不能访问。但是与其他网站不同，我住在中国，该 网站是在中国运行并且是支付我薪水的公司的一部分。我们的规模也小，不像Twitter那样是市民传播观点的平台。我想是我们发表过什么特定的内容导致了 网站被封，感觉上是个人意志的结果。
不过，我也并未遭到“全面封杀”（原文是 Orwellian，参见百度百科）。在中国有一家显示了我们所有内容的镜像站点仍然可以访问，我们公司与网站有紧密联系的咨询业务没有受到影响。
生活则在继续。在网站被封的几周内，我受官方邀请出席了一个省级政府媒体论坛。在论坛上允许我公开发表我的观点。这之后不久，一家中国电视 台雇佣我主持一系列与政府官员和著名商业领袖关于环境问题的访谈。这是一档为中国观众制作且在全国播放的节目。节目并非类似于英国 BBC 电视台的强档节目“尖锐谈话”，他们可能不会播出一些有趣的片断，但是我曾就某政府部门提出的空洞的生态口号而让一名高级政府官员难堪。我也问过中国最富 有的人之一刘永好，怎样处理他的新希望集团的所有牛放屁所引起的甲烷排放。
最滑稽的，国有的《中国日报》竟然在头版头条引用我对互联网审查的抱怨，这对于那些没在中国待过的人来说会很难以理解。
所以我其实没有什么太好抱怨的。很可能在几周之内我们的网站将会解封，因为国庆60周年庆祝活动的紧张气氛开始消退。但是这件事给我造成了 一定影响。就像南非小说家J. M. 库切在他的《论书籍审查制度》中写道的一样：“与审查员的斗争很可能对于作家的内心生活产生重要影响。最低程度，它使得作家在创作中分心；而最糟糕的情况 则是吓阻甚至是破坏了作家的想象力。”
我真真实实地感受到了这一点。而且不仅只是我有这种感觉，在中国，任何文化或媒体项目最难的部分就是通过监管机构的审查。也因此中国的作家、电影制片人、出版商和编辑在自我审查和繁文缛节上浪费了他们的创造力和创新力。
再次引用库切的话：“审查机构把权力给了高高在上和思维官僚的人，这对于文化甚至社会的精神生活都是有害的。”
审查的影响不仅仅是电影产业的低迷以及在世界文学舞台上缺少一席之地，它对于中国许多人都抱怨的信任危机也做出了“重大贡献”。人们不信任报纸或公司，商人们互不信任，没有人相信政府所说的话，其中包括在政府中工作的人。
审查制度也使得政府官员很难理解怎样和国外的文化组织和媒体打交道。最近的两个例子是法兰克福图书博览会与持不同政见作家的争论（这件事还没完呢）以及在墨尔本电影节上的争论使国际社会注意到了中国政府曾力图使之保持缄默的声音。
上周北京见证了中国政府和人民引以为豪的军事和经济实力。但是中国自身想要得更多。中国政府一直号召在科学、技术和文化上的本土创新，号召 中国有更多的“软实力”，在世界其他地区有更大的文化影响力。但是只要中国的官僚们对文化和新闻采取铁腕手段，这些目标的达成就会是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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