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诽谤罪”争议源于标准未细化

作者：佘宗明   来源：半岛网

西安鑫龙公司在与汉中某公司发生合同纠纷后，组织员工在网上发帖声讨，结果被诉诽谤，公司经理等人被刑拘。纠纷其间，当事双方各自发起了两场国内著名法学专家论证会，在是否构成“诽谤罪”问题上，论证结论全然相反。（中国青年报   9月20日）

　　网络诽谤，还是言论自由？如何厘清两者界限？长期以来，这种争议难有定论。反映在“鑫龙公司案”个案上，问题就在于——其侮辱、诽谤行为是否“严重危害了社会秩序、国家利益”？公安机关涉入是否有越权嫌疑？

　　“严重危害公共秩序”的诽谤才能判定为公诉案件，法律如是说。看似明文规范，实质上却十分模糊，留下了争议的祸根——怎么样才算“危害社会秩序”？“严重”又是指什么程度？标准的缺乏细化、量化，必然导致定性困难，执法的裁量空间过大，进而滋生情绪化执法、个性断案。

　　西方格言说：模糊的法律，等于模糊的正义。法律大而空泛的定义，带来的必是“依法处理”时的“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而阐释的狂 欢，映衬的又是法律亟待打上补丁的漏洞。“鑫龙公司案”的争议，很大程度上就是裁量标准的模糊化造成的：有的专家认为鑫龙公司没造成群体性事件，又没危害 国家利益，无所谓“严重危害社会秩序”，还有人观点与此对峙，认为挂横幅就已是“严重”，两者各有道理，让人莫衷一是。而今年4月前后，先后在河南省、内 蒙古发生的“王帅门”“吴保全案”，政府自说自话，堂而皇之定罪为“诽谤政府罪”，也有钻法律界定不明晰的空子的成分。

　　实际上，对于怎样平衡名誉权和表达自由的价值冲突，美国在界定“言论自由”与“侵犯名誉”（美国已于1988年基本取消了诽谤罪）上采取的方案，笔者以为可资借鉴。

　　美国宪法修正案的头条核心内容就是：言论自由与真理与关。并且这样解释：言论自由坚守“内容中性”原则，若只限于真理，就没有真正的 言论自由。但这并无意味着，言论就没有边界，对于因为造谣损害了他人的名誉、身心健康的，法律会采取“实际恶意”原则加以处理。“实际恶意”，就是从个人 言论的主观动机判断，如果是恶意中伤，即明知故犯或违背职守，则会认定为侵犯别人名誉权；但若动机合法，只是事实错误，则就会从宽从轻定性。

　　“诽谤罪”标准不加以细化，就无法摆脱“欲加之罪”的滥权嫌疑。笔者以为，一方面，对于诽谤行为处理必须将标准明晰化，同时借鉴“实际恶意”原则，以更妥善、合理的措施去解决这种诽谤纠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