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韩洪刚 来源：时代周报
时代周报记者 韩洪刚
5月7日，杭州的胡斌飙车在斑马线上撞死谭卓；8月4日，杭州的魏志刚酒后驾车在因胡斌案而设的爱心斑马线旁撞死马芳芳。两次车祸，将无辜行人送入“天堂口”，也将杭州推到舆论的浪尖风口。
杭州接连车祸案，媒体和网络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关注热情和报道强度，矫正着司法的走向，影响着社会的思维。分析两次车祸中的媒体报道异同，对于今后媒体操作以及社会建设，可以说不无启发价值。
70码与29秒：报道有无标签化？
媒体对胡斌案持续关注，真相被剥笋抽丝，一点点显现，正义才得以接近。然而，媒体报道与网络发帖中，频用的“富二代、名车、飙车”等字眼，也在加剧公众的联想与引申。有论者更把其升拔为“一场贫富对抗、强弱对立、社会断裂的标志事件”；相反观点的论者认为，这是在刻意“渲染社会断裂，营造对抗氛围”。
事实上，这两种观点，都未免显得轻率。舆论的任何走向，绝不是凭空而降，一定有它的前因后果的。如果没有司法机关的种种引发合理联想的“作为”，公众即便有基于生活常识的心理预设，也不会有连锁式的情绪引爆。
新媒介批评者胡泳，更愿意把这种心理称为“中国人活在中国社会中的一种常识”，“他们是通过自己的生活常识和生活经验来进行判定的，并不是天然地就觉得政府不好，公安局一定会帮着权势子弟。因为在生活中，他们见到太多的这种不公的行为。有权势的人，的确可以通过一些手段，逃脱法律的制裁。”
胡泳说：“事件如果契合了某些主题，比如‘官民对立’是一个很大的主题，‘贫富对立’是另外一个很大的主题，就具备了被放大的可能性，但并不意味着一定被放大。而胡斌案也好，魏志刚案也罢，都归由其具有撩拨网络情绪的引爆点。比如，杭州公安的应对，“70码”不能服民心，魏志刚案则少了关键的29秒视频。这些都是引发网络流星雨的核爆点。”
另外，胡斌案中间，杭州的一个决定—禁止媒体继续跟踪—也是一个很愚蠢的做法。实际上也不一定如传说那样权力被买通了，也可能是一种传统的应对危机的手段，但这种传统的手段在网络时代是大成问题的。这必定导致大家产生无穷无尽的猜想。为什么要下令禁止，禁止背后是不是有权力的交易。
胡泳说：“比如，胡斌妈妈在现场打了45分钟电话，后来就出现了公安局断定‘70码’，公众凭常识判定这是有问题的。不过，胡泳严肃地强调，所有的议论都要基于事实的议论，而不应该是首先“标签化”、“主题化”地附载在一个事情上。而要对公众舆论进行分析，首先要区分网络舆论与媒体舆论。而媒体舆论又要区分报道与评论。公众对于事件真相是没有发言权的，没有能力、资源以及资质来调查事实真相。媒体作为社会公器，在现场第一时间把事实报道出来是很重要的，这应是所有舆论的前提。
对于有论者仍然认为，胡斌案中会不会出现舆论杀人，从而影响司法公正，胡泳严肃地强调说：“ 司法公正的前提是有一个独立的司法系统。首先这个体系不健全，把司法公正的影响因素归到媒体，这是一个很荒唐的判断。从问题的源头来看，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司法本身的很多作为，司法队伍的素质，也不能够让公众放心。”
显而易见，目前司法系统受到权力干扰是众所周知的事实，而舆论的监督，恰恰可能是对这种干扰司法的权力的制衡。
网络浪漫迷思的危险
魏志刚案中，发生事故的斑马线位于莫干山路浙江省广播电视集团门口，是杭州首条“爱心斑马线”，为警示“70码”事件而设立，于5月18日启用。而仅两个多月后，悲剧再次发生了。
胡泳认为，网上做的很多事情，在网下都需要一个很切实的推进。就像“70码”事件，舆论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可是，网民牢骚发完了，胡斌也判了，但事情本身所反映出的问题并没有解决，不到三个月，又出现了一个保时捷撞人的事。
可是，魏志刚案的舆论的热度，却大不如胡斌案。以至于韩寒说：“千万不要带头干坏事，一定要跟着干坏事。”
对这种现象，胡泳表示，从舆论的角度，这种现象是很正常的。因为网民的声音是汹涌澎湃的，像水一样，是没有形的，来去比较快；或像狗熊掰苞米一样，掰一个，丢一个。所以，“网络舆论你不能不注意，但也不能为它所左右。”
胡泳认为：“如果媒体不能准确地报道事实，或者有意遮蔽事实。那都是媒体的失职。其次，媒体不能纯粹地迎合公众的标准，尽管是为公众服务的。”
如今，在已达到3.38亿、稳居世界第一数量网民的中国，互联网正在成长为一种不容忽视的力量，网络舆论往往左右着一个事件的走向与结局。但是，作为资深的互联网研究专家胡泳始终表现出对网络的深刻洞察与警惕，特别强调了传统媒体在网络时代的价值。“网络的力量，绝对不可以夸大，公众参与的程度也不能被夸大。之所以被夸大，是因为我们的现实空间太狭窄了，以至于大家对网络有一种浪漫化的幻想。”
胡泳认为，从历次网络事件综合来看，只要沾上主题，那网络舆论就会像滚雪球般被放大。当舆论朝着这个方向走的时候，媒体一方面要避免跟随着公众搞“标签化”，另一方面，还要努力挖掘这种现象之所以产生的背后的社会心理。但是，胡泳并没见到所期待的这一类报道和深入分析。
胡泳强调：“我觉得应该有这样的报道。我们都知道，媒体本身比较难，有了互联网以后，又有了新压力。这种压力不仅是新闻采访的压力，比如你能不能第一时间来报道某事，其次，网络空间和媒体的运行规律是不一样的。所以，在媒体同时受到来自政府和网民的双重压力下，有一些媒体会引用网友的言论，这就使自己降低到网络空间的标准之上了。这种心态如果不加以警惕，就会伤及媒体的理性。”
胡泳还认为，网络速食时代，也为传统媒体的报道提供了机会，“在面临这双重压力的时候，如果一个媒体能够坚持和坚守，更显得可贵。时间长了，大家还是有一个认知的。你真正想了解一个事情的来龙去脉，真正想知道事情本身的前因后果，人们还是愿意去找那些可信赖的媒体。所以，尽管环境不好，也不能成为偷懒的借口。相反，如果你在这样的环境下，还能做出好东西，可能更加证明你的长久的生命力。”
诚然，这的确也是传统媒体的机会所在，媒体反而更应体现出坚守的品质。连续的车祸案，意义重大，涉及到一个已经到来的汽车社会的“人车矛盾”，以及中国社会中前所未有的“车文明”的建设。对这一社会问题的关注，不应该随着网络情绪的冷退而衰减。
热题冷做 冷题热炒
胡泳说：“中国社会是一个复杂的现实。任何一个结果，都可能是在当时情况，各方都可以接受的一个结果，但这不会把现实中的复杂链条化解掉，事后还有很多的东西。比如像非常有名的瓮安事件的后续报道，以及石首事件的后续报道，我觉得这些都是媒体应该做的事情。这个时候你指望网民来做，这是不可能也是不现实的。”
对于网络舆论与媒体舆论的分离，网络议程与媒体议程的错位，媒体应该保有清晰的辨别力。网民的热度过去了，但社会问题依然存在，这应该还在媒体议程的目录里，成为持续关注的一部分。胡泳对媒体建议，有时候媒体需要一点“热话题冷做，冷话题热炒”这种方式和策略。
从长远来讲，媒体还要担负社会的守夜人的角色。这也是媒体之所以存在的理由。“我们看网络事件，大多是有头无尾的。网上的每一点推动，都要转化成网下的进步。如果把所有的东西都寄托于网络，就跟当年把所有的东西都寄托于包青天，一样是愚蠢的。如果网上的东西，不能与网下的东西结合的话，那中国也不会有进步的，而这恰恰需要传统媒体在这个环节上的坚守与持续性的努力。”
胡泳特别强调说：“一个好的传统媒体，是把这两者嫁接起来的一个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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