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期《财经》杂志上，主编胡舒立撰文指出，贵州“瓮安事件”一周年，湖北“石首事件”也告一段落，后一事件中“地方政府麻木僵化，塞责彷徨，酿成近年来规 模最大、影响最坏、出动警力最多的‘群体性冲突’”，联系到近年来各地发生的类似事件，不容否认的是“举凡对群体性事件处理较好的当政者，均能做到公开透 明，舆论自由，特别尊重媒体监督的权利；而钳制舆情不仅招致民众反感，更因信息封锁在互联网时代的无效性引致流言丛生，真相难辨，几乎必然地激发或扩大群 体性冲突”。
胡舒立所撰《群体性事件求解》一文强调，需要有针对性地去除事件显现的深层次制度积弊，并寻求建立减少大规模群体性冲突、预防冲突乃至对抗的机制。这就意味 着，政治家在愿妥协、善协商、能对话的同时，要更重承诺，通过履行承诺、触及根本的制度改革和创新，解决关乎群众长远利益的重大问题，重建政府公信力；另 一方面，要以执政方式的改进和民主对话机制的构建，从根本上缓释社会积怨、减少群体性冲突。
搪塞、欺瞒、打压舆论总会是昏招的最后一出，《国语・周语上》有言：“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古今中外无论是日常治理的经验 还是危机应对的正反案例，都可以为我们提供钳制舆论危险性的充分依据。但很多人包括部分政治家、技术官僚都错将舆论当成唯一需要正面应对的问题，既然钳制 之说变得很不道德很危险，那么改个名字叫“引导”算了，或者如当下不少地方维稳所做的那样，将大量财力物力人力投入到应急处理机制建立上，不惟政府部门就 连法院检察院也成天正事不做，嗅觉灵敏的等待“救火”、“扑火”、“灭火”。
惯常引用“防民之口，甚于防川”这句话，绝不能忘记背后的“周厉王止谤”典故。周厉王统治被推翻，起因是限制百姓特别是贵族、自由民的言论自由，但归根结底 是其实行的暴虐统治（极大损害了王族以及一小部分贵族之外多数人的利益）。难道说，周厉王和他的工作班子如果学会了引导舆论，或如“余含泪”大师那样高 明，懂得委婉的劝解民众，就会改变“国人暴动”的结局么？
深刻检讨“石首事件”为代表的“群体性冲突”，不难发现，这类事件中基层政府、司法部门对待舆情民意的粗暴蛮横乃至被网民指责为“很没智商”的假话一大摞， 并非孤态，而是由其日常运作逻辑所决定。之所以石首等地把事情搞得那样糟糕，大概是因为当地在任领导的政治眼光不足，不懂得事急权变之理。然而，如果各地 各级官员反思止于此，真正的麻烦就会出现，或许不少地方的舆论管理、新闻公开都能练得精通娴熟，却只限于紧急情况下拿出来“救场”，引发利益倾轧、民意沸 腾、社会冲突乃至社会撕裂的根本性问题一个都没解决。
笔者赞同胡舒立《群体性事件求解》一文提出的分析思路及“根治”二策，政治体制、行政管理体制、社会管理体制等方面改革到今天已经不能再继续滞后于对外开 放、对内经济发展，执政方式改进、民主对话机制构建基础上的参与式民主才是确保我国政治和社会和谐稳定、减少社会积怨和社会冲突、实现社会正义并确保发展 成果公正为人民所享有的唯一途径。到那时，参与式民主框架下，良性的社会舆论就会成为自然而然，上上下下也无需成天绷紧神经、举止失措去博弈民意。
本文引用媒体报道：《财经》：《群体性事件求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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