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击治网瘾”说到底是一起人权事件

作者：杨耕身  来源：http://yanggengshen.blog.sohu.com/120636178.html

有一个名词，几乎在全世界的语境当中，都会给人带来一种并不愉快的想象，它是“精神病院”。“飞越疯人院”的影片表明了这一切，而中国一些地方将上访者不由分说地投进精神病院的现象，也加剧了这一印象。现在，进一步使其内涵得以丰富的做法，叫做电击治“网瘾”。

据媒体报道，山东临沂精神病医院（亦称戒网院）的副主任医师杨永信，运用其电击治“网瘾”的手段成功使近3000名青少年摆脱了网瘾，然而，他对患者的疑似不人道治疗手段等行为也引起了强烈争议。最大的争议集中在其使用的电击手段上，这是一种通过刺激性惩罚，令患者对其不良行为和刺激惩罚建立条件反射，以期消除不良行为的治疗方法。对此，网民多数直指其使用电击虐待患者毫无人道，“让人生不如死”。不少曾接受治疗的患者在接受采访时也表示，网戒中心“和传销一样”，如同地狱。治疗过程中，有孩子明确表示感觉犹如“100万根针从脑袋穿过”。

日前，这一令患者“生不如死”的做法已被叫停。卫生部发出的通知称，“电击治疗网瘾”技术的安全性尚不确切，暂不宜应用于临床。

但从患者的感受及网友的反馈来说，我多么希望卫生部叫停电击疗法的依据，不仅是出于该技术安性能尚未解决的原因，还来自于《世界人权宣言》的庄重与尊严。该宣言严正表示，“任何人不得加以酷刑，或施以残忍的、不人道的或侮辱性的待遇或刑罚。”“人人在任何地方有权被承认在法律前的人格。”回览此前有关临沂戒网院的新闻，以及患者“生不如死”的感受，我们看到的正是一种“残忍的、不人道的或侮辱性的”，以及非人格的做法。而实现这一切的手段，是强制。

首先是来自家长不由分说的强制。今年5月7日《中国青年报》这样写道：“家长们告诉记者，孩子们大多不愿意来，最终只能被绑来或骗来。”“最极端的是一位家长找了几位警察朋友，开警车把孩子送来的。”而这一情形被今年5月25日《南方人物周刊》描绘的更加详细：刘某始终记得那个星期日，父亲突然把门打开了，3个网戒中心的家长出现在门口。没有任何预兆地，刘某被他们从五楼的家里架走了，父母站在楼梯边看着，走到四楼时，刘某挣扎着要往下跳，被放倒了。接着他被塞到一个家长的车后座，两个家长一左一右挟持着他，车子很快开往网戒中心。

其次是治疗过程中不容置辩的强制。媒体报道称，戒网院已成为独立社会，“进去容易出去难。”在这里的病人可以被强行限制自由，也可以被接受电疗，这一切都是以治病为名义；病人就是那些刚刚成年，甚至没有成年的孩子们。为了规避法律责任，戒网院各中心往往是采用和家长签署协议，暂时得到盟友的监护权。其中“临沂方式最核心的地方就是电休克治疗”，正是这种惩戒让盟友们产生的恐惧达到了让他们听话的目的。同时，戒网院通过用集体主义的批判摧毁网瘾少年的自信，以达到管理的目的。——戒网院，已经呈现了集中营的特征。

这是关注临沂戒网院最需要看清的：强制是万恶之源，而不是电击。“网瘾”尽管被称为电子海洛英，甚至被定性为精神病之一种，但说到底，它只是一种网络依赖，并没有危害社会之行径及结果，并不有违法律，那么不论是家长，还是医生，有什么权力来强制这些有法律人格及人身权利的孩子去接受某种“酷刑”？当然，或有人认为，这种强制，这种酷刑，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爱”。所谓爱之深恨之切，“爱”的名义，使一切伤害大行其道，畅行无阻。但是如果“爱”总是要通过一种非人道的，权利剥夺式的，残忍而带有侮辱性的方式来实现，“爱”无疑将成为我们所有人不能承受之重。

不由得让人想起一部名叫《一桩死案》的电影。它讲述的是16岁的培根被父母送到戒毒营去接受所谓“严厉的爱”的教育，来帮助他戒除毒瘾。但野营过程中，受到监管人员惨无人道的虐待和侮辱，最终猝死。该片导演这样说道：“从上世纪中到现在，美国各个州有很多这样标榜‘ 严厉的爱’的戒毒营和管教学校，他们许诺家长给予有各种问题的孩子以爱的教育，但实际上，他们对孩子进行的是残酷的虐待和羞辱，很多孩子不堪折磨，或死亡或精神失常。由于学校封锁消息，这些侵犯人权的真相一直到近几年才陆续被社会曝光。”——“严厉的爱”，实则是一种骇人听闻的人权事件。

临沂戒网院“电击治网瘾”说到底正是一起人权事件。它得以高调存在，并一度名扬海内，令家长趋之若鹜，一掷千金，则是因为它打着“爱”与“拯救”的旗号。这从根本上表明，任何强制的，粗暴的，剥夺人的自由权利的爱，都需要得到最本能的警惕，都需要以人权的标尺来衡量。因为，相对于被视为洪水猛兽的“网瘾”，一个社会对人权的集体无意识，为害更为恶劣，流毒更为广泛。

或许，当我们的家庭、学校或社会，都开始习惯了从人权的角度来看待或处理人的事情，“网瘾”也就能够不治而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