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长远之计还是要废除刑法第246条中的“但书”，将“诽谤罪”彻底还原为自诉案件。在笔者的关注视野之内，依据“但书”提出公诉的“诽谤罪”几乎都成了错案。全国人大常委会可组织专门调研，认真统计一下司法实践中这一“但书”条款的实际执行情况。即便是确有“诽谤罪” 严重危害了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而被害人或被害人家属又不愿出面对诽谤者提出告诉的，也可通过“检察支持起诉”来解决。以公诉来越殂代疱，既无实践意义，又给了一些别有用心的地方官员以压制言论自由的工具，可谓得不偿失。每个“公民诽谤政府案”的背后，都有民怨沸腾，作为民意体现的法律，绝不应无视此民意凝聚。废除“诽谤罪”的“但书”条款应尽早提上人大议事日程。
作者：王琳 来源：http://blog.qq.com/qzone/604657/1240353998.htm
自“灵宝帖案”暴光以来，又有两起网民因言获罪的案例成为舆论的焦点。这些案件均，均系出动警力抓捕网民，并由检察机关提起公诉。根据当事公安司法机关的解释，之所以要使出抓捕甚至定罪的雷霆手段，其法律依据就是《刑法》第246条中的“但书”。
刑法对诽谤罪的规定是：以暴力或者其他方法公然侮辱他人或者捏造事实诽谤他人，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前款罪，告诉的才处理，但是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除外。
依此条款，诽谤罪是个以自诉为原则，以公诉为例外的罪名。只有当“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诽谤行为，才能由警方介入调查，并只有在同时符合“捏造事实诽谤他人”及“情节严重”的情况下，才能由检方提起公诉。然而刑法并未规定哪些情形属于“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加之中国的政治传统缺乏对社会、国家与政府的严格区分，使得有些地方官员总是想当然的认为，“批评”官员就是政府，官员感受到了“危害”，就是政府感受到了危害，进而也就是社会和国家感受到了危害。依此逻辑，凡是批评官员，就是“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因而需要动用国家暴力机器，给这些不老实的网民一个“教训”。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权力与权利，国家与政府，国家与社会，行政与市场，行政与司法等等，这些长期被混淆的概念，慢慢变得清晰。回望过去，三十年巨变不过依循了“让国家的归国家，让社会的归社会，让市场的归市场，让个人的归个人，让政府的归政府”这一路径。而这一艰难的转型迄今仍在行进之中。与公民易于接受这一改革内核不同的是，官员们基于既得利益总是拒绝让渡自己的权力。以政府和国家自居，拒绝民众的批评，正是一些官员们在转型时代的自保之道。
期待官员主动因应社会转型的时代趋势，转变执政理念，认真听取民众意见，是不切实际的。道德约束还需辅以法律强制。法律是民意的体现，其最终解释权当在作为民意机关的人大，而非某位地方官员。近年来，自“彭水词案”始，公民因批评官员而因言获罪的轰动性个案就达十余起，更不用说那些未被媒体关注因而无法进入公共领域的案件。“诽谤罪”已俨然成了一些地方官员钳制言论自由的利器。这些案件的法律根源，均源于刑法第第246条中的“但书”被任意解释了。刑法是全国人大通过的国家基本法律，面对有法条在执行过程中被如此曲解和滥用，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立法解释权”来作出回应。尽管法律界对这些因言获罪事实并无分歧（在笔者的视野范围之内，未看到任何法律人士发表过支持地方政府抓捕网民的专业意见），但鉴于一些地方官员，尤其是一些地方政府的党政主要领导，向无尊重法律，更无尊重专业判断的习惯，能够有效制止“因言获罪”的权宜之策还是得权威部门明确表明态度。
当然，长远之计还是要废除刑法第246条中的“但书”，将“诽谤罪”彻底还原为自诉案件。在笔者的关注视野之内，依据“但书”提出公诉的“诽谤罪”几乎都成了错案。全国人大常委会可组织专门调研，认真统计一下司法实践中这一“但书”条款的实际执行情况。即便是确有“诽谤罪” 严重危害了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而被害人或被害人家属又不愿出面对诽谤者提出告诉的，也可通过“检察支持起诉”来解决。以公诉来越殂代疱，既无实践意义，又给了一些别有用心的地方官员以压制言论自由的工具，可谓得不偿失。每个“公民诽谤政府案”的背后，都有民怨沸腾，作为民意体现的法律，绝不应无视此民意凝聚。废除“诽谤罪”的“但书”条款应尽早提上人大议事日程。
自“灵宝帖案”暴光以来，又有两起网民因言获罪的案例成为舆论的焦点。这些案件均，均系出动警力抓捕网民，并由检察机关提起公诉。根据当事公安司法机关的解释，之所以要使出抓捕甚至定罪的雷霆手段，其法律依据就是《刑法》第246条中的“但书”。
刑法对诽谤罪的规定是：以暴力或者其他方法公然侮辱他人或者捏造事实诽谤他人，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前款罪，告诉的才处理，但是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除外。
依此条款，诽谤罪是个以自诉为原则，以公诉为例外的罪名。只有当“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诽谤行为，才能由警方介入调查，并只有在同时符合“捏造事实诽谤他人”及“情节严重”的情况下，才能由检方提起公诉。然而刑法并未规定哪些情形属于“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加之中国的政治传统缺乏对社会、国家与政府的严格区分，使得有些地方官员总是想当然的认为，“批评”官员就是政府，官员感受到了“危害”，就是政府感受到了危害，进而也就是社会和国家感受到了危害。依此逻辑，凡是批评官员，就是“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因而需要动用国家暴力机器，给这些不老实的网民一个“教训”。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权力与权利，国家与政府，国家与社会，行政与市场，行政与司法等等，这些长期被混淆的概念，慢慢变得清晰。回望过去，三十年巨变不过依循了“让国家的归国家，让社会的归社会，让市场的归市场，让个人的归个人，让政府的归政府”这一路径。而这一艰难的转型迄今仍在行进之中。与公民易于接受这一改革内核不同的是，官员们基于既得利益总是拒绝让渡自己的权力。以政府和国家自居，拒绝民众的批评，正是一些官员们在转型时代的自保之道。
期待官员主动因应社会转型的时代趋势，转变执政理念，认真听取民众意见，是不切实际的。道德约束还需辅以法律强制。法律是民意的体现，其最终解释权当在作为民意机关的人大，而非某位地方官员。近年来，自“彭水词案”始，公民因批评官员而因言获罪的轰动性个案就达十余起，更不用说那些未被媒体关注因而无法进入公共领域的案件。“诽谤罪”已俨然成了一些地方官员钳制言论自由的利器。这些案件的法律根源，均源于刑法第第246条中的“但书”被任意解释了。刑法是全国人大通过的国家基本法律，面对有法条在执行过程中被如此曲解和滥用，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立法解释权”来作出回应。尽管法律界对这些因言获罪事实并无分歧（在笔者的视野范围之内，未看到任何法律人士发表过支持地方政府抓捕网民的专业意见），但鉴于一些地方官员，尤其是一些地方政府的党政主要领导，向无尊重法律，更无尊重专业判断的习惯，能够有效制止“因言获罪”的权宜之策还是得权威部门明确表明态度。
当然，长远之计还是要废除刑法第246条中的“但书”，将“诽谤罪”彻底还原为自诉案件。在笔者的关注视野之内，依据“但书”提出公诉的“诽谤罪”几乎都成了错案。全国人大常委会可组织专门调研，认真统计一下司法实践中这一“但书”条款的实际执行情况。即便是确有“诽谤罪” 严重危害了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而被害人或被害人家属又不愿出面对诽谤者提出告诉的，也可通过“检察支持起诉”来解决。以公诉来越殂代疱，既无实践意义，又给了一些别有用心的地方官员以压制言论自由的工具，可谓得不偿失。每个“公民诽谤政府案”的背后，都有民怨沸腾，作为民意体现的法律，绝不应无视此民意凝聚。废除“诽谤罪”的“但书”条款应尽早提上人大议事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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