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官方勘验的结果，冯翔死于自杀，但引发他自杀的原因，绝对是值得仔细分析的。各大媒体，包括一些专家一直都在吁请注意灾后的民众和官员的心理重建问题，这当然是值得肯定的。但中国专家和志愿者的心理学素养，恐怕还是很成问题的。加之，民众历来视心理疾患为畏途，并不把心理健康当成自身健康一项不可缺少的指标，因为心理问题在中国受重视的程度，远远不如其他许多国家。灾后心理重建过程，就曾爆出心理干预的诸多问题，但政府和各个心理团队似乎没能拿出更好的办法，所以不时听到灾区官民自杀的消息。
客观地说，灾后重建的过程中，有少量的人因亲历灾难的毁灭性后果：亲人去世、毫无财产、居无定所、抑郁难过等方面的打击而去世，恐怕是难免的。但问题在于，由于新闻不自由，单就有限的报道来看，自杀频率渐高，这是一个不容回避的事实。我不否认灾区官民自身的心理问题亟须解决和有一个慢长的恢复过程。但以我多次到灾区的经历来看，灾区官民绝非脆弱到频繁去自杀的地步，有许多人能以比较乐观的态度面向未来。但为什么自杀的人却没有减少呢？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每个人自杀的原因也多种多样，下面单就冯翔的情况做一点分析。
冯翔业余热爱文学艺术，情感丰富细腻，经历512这样的惨绝人寰的大地震，痛失爱子，对他的打击可能倍于常人，凡是为人父母者，就不难换把椅子坐、将心比心。其次他在当地小学教过多年的书，对于当地校舍的质量可能比常人了解要多，加之他的爱子惨埋于曲山小学，其心中对校舍质量之差，对于当地教育的诸多不如意的状况，有切肤之痛。后来他从教师行业转而干新闻，当记者，对于新闻与非新闻比许多官员要熟悉，同时他也大量地看到许多真正的新闻没被报道，或者被歪曲的现实，或者被盛装以欺人，都可能使他愤懑难抑。最后，他是北川宣传部副部长，宣传部是一种什么样的角色，稍微懂点制度设计的人便看得清楚。在民主社会，根本就不可能有像这样封堵言论、打压言论自由、故意引导舆论以混淆视听、撒谎成性的一个由纳税人所养的机构，但冯翔偏偏就在这个位置上。从他的阅历和知识结构来看，冯翔或许不可能对宣传部的本质有太深的认识，但在灾后重建的特殊背景下，却使冯翔对于这个机构有更为直观的认识。
宣传部是一个扑灭民众权利、堵塞民众知情权、愚弄民众的机构，这样一个机构不会因灾后重建有丝毫的改变，相反可能在消灭和堵塞真相时因“政治正确”的原因而做得比平常更为过火。冯翔情感细腻，痛失爱子，从他的博客和所发文章（包括对范美忠事件的理解）来看，他尚不失为一个还有正直情怀和宽容精神的人。他自己在博客罗列出了他所找到的死难者名单以资纪念，他在腾讯因官方的高压放弃地震纪念馆的名册纪念功能后，写信质疑，充分证明他因爱子之死而引发的对整个灾后纪念的深切思考。显然冯翔是同意要纪念每一个死者，要每个死者的名字都为世间所知的理念的，单就这一点，就与官方在统计死难者名单尤其是死难学生名单方面的拖延有很大的不同。正是这种不同，使他可能与当地官方产生一定的分歧，加之他可能看到更多不易为外界所知道的丑恶，他的职务他的位置与他的人性，产生了极大的冲突。“政治正确”所需要的撒谎、隐瞒、愚弄，与他知道的真相和尚存的人道主义思想，这样的冲突、挣扎与他丧失爱子的伤痛、工作和身心的疲累重叠在一起，最终促成了他的自杀。
从新闻效应、从受关注程度来看，官员之死总是比民众之死得到更多的关注，这使得像董玉飞、冯翔这样的官员自杀，与民众的自杀有一定的不同。民众的自杀，不是因为良知与撒谎、人性与作恶的冲突，常常是因感到走投无路所致。而官员们既是受害者，又在某种意义上要维护现存政权的稳定，做许多他不愿意做的事（当然像太平二中那位用尽一切办法追打志愿者的校长是恶势力的忠实追随者），又是一定程度的加害者。受害者与加害者，知情者与撒谎者等多重身份的组合，使得他们这种正直与人性尚存的官员倍受煎熬。但官方需要封堵、需要撒谎、需要高筑一道阻止民众维权的“堰塞湖”，不仅没有疏导的一天，而且越筑越牢实。冯翔在这样的“堰塞湖”、这样的次生灾害里挣扎，看不到化解的未来，而且似乎受到上峰的逼迫，只有一死而求解脱。
官方不解决当地官员客观上既是受害者又是加害者、既是知情者又是撒谎者的内心和现实撕裂，官方不愿意公布一切民众应该知晓的真相，采取一切手段阻止民众维权，必然使得灾区所筑的人为堰塞湖，越筑越大，说不定哪一天就会爆发因之而引起的更大的次生灾害。所以不在制度革新上解决问题，那么灾区官员的自杀，冯翔既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所以我吁请官方不要再人为地制造堰塞湖，不要再人为地在震后制造次生灾难，不要在天灾之后频繁制造人祸，应该顺应民意，公布真相，切实维护民众利益，让当地官员托管当地民众利益来，也顺溜一点，这才是你对下属官员的关心与爱，这才能使当地真正变成一个和谐社会。
2009年4月24日9：09分于成都于感冒中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